《漢語大詞典》編纂歷時十八年，榮獲首屆國家圖書獎。 

　　胡喬木對語言文字有深入的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喬木文叢”中，《胡喬木談語言文字》一卷中收有《應更大地支持〈漢語大詞典〉的工作》一文。

　　現在，出版界普遍認同，經周總理批准的《中外語文詞典十年規劃》所列160種中外語文詞典的編纂出版，是新時期文化建設的基礎性和標志性的出版工程。當人們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出版成就時，總是把《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辭源》、《辭海》等排列在前茅。這些語文詞典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學術界與出版界專家學者集體作出的貢獻，但又都與胡喬木這位有深厚語言學修養的領導人的指導與支持分不開。

　　這裡我隻講12卷本《漢語大詞典》一件事。

　　胡喬木在1986年6月12日親臨上海《漢語大詞典》編纂處視察。他以語言學家的深厚學識，對漢字詞的縱向、橫向變化以及收字收詞問題同編纂處進行榷商，給編纂工作以具體指導。這時，這部大詞典的工作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他稱贊編纂處“工作很了不起”，勞動生產率“稱得上是最先進的水平”。

　　其實，這很了不起的效率和水平，也有著胡喬木的關懷和支持。

　　早在五年前，也就是1981年9月8日，陳翰伯曾以編寫小組組長的名義，會同呂叔湘(大詞典首席學術顧問)、羅竹風(大詞典主編)寫信給胡喬木並胡耀邦，反映來自五省一市的編纂人員因長期脫離本單位工作，在評定職稱、工資晉級和住房分配等方面都受到影響，使編纂隊伍不能穩定，希望能夠幫助解決。胡喬木對來信高度重視，於10月19日親筆寫信給王任重(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表示：“擬予同意，請審核批示出版局、教育部和五省一市研究執行”。

　　胡喬木在信中准確而又簡明地介紹了這部大詞典的由來與進展：“一九七五年由國家出版局和教育部提出，經周恩來、鄧小平兩同志批准，決定由上海市和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五省協作編寫並由上海市負責出版《漢語大詞典》。一九七八年國務院決定把這項工作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一九七九年又經胡耀邦同志批准在上海成立負編輯總責的編纂處，要求‘努力進行’。經過五省一市近四百位學者的六年艱苦努力，這一工作已取得可喜的重要進展，正在按預定計劃，力爭一九八三年寫成初稿，一九八五年定稿出版，其規模將三倍於新版《辭海》以上。”他更強調指出：“顯然，對於這一劃時代的偉業，各有關部門和有關省市應在此重要關鍵時刻予以更大的支持：不但要努力保証此書按計劃高質量地完成出版，而且要努力保持這一工作隊伍長期穩定地存在，並盡可能地提高和擴大，以求我國詞典事業得以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以便有計劃有步驟地陸續填補有關學術上的其他空白。”

　　胡喬木致王任重信后，中央辦公廳於1981年10月28日轉發了陳翰伯等給中央的報告。對陳翰伯的報告和中辦批語，當年我都看過，也了解這個中辦文件在解決《漢語大詞典》以及其他大中型語文工具書如《漢語大字典》等所遇問題產生的積極作用，但直到2005年為拙著《親歷出版三十年》撰寫中外語文詞典編纂出版專題文章，閱讀《胡喬木談語言文字》並重查那個中辦文件時，才發現此次中辦文件的批語，從內容到文字都出自胡喬木致王任重信，除前引的一段外，以下一段更值得在這裡引出來：

　　漢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之一，歷史悠久，典籍浩繁，古今變化層出不窮，加以方言分歧，口語、書面語、專科用語和作者習用語在群書中互見迭出，讀者很難一一索解。由於我國歷史上隻有字書，沒有現代意義的詞典，現出的一些詞典或隻收古詞，或隻收今詞，或合字典、詞典、百科詞典於一書，而且限於篇幅，遠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因此，編輯出版一部大型的比較完備的貫通古今的漢語詞典，十分必要。這種工作在文化比較發達的國家中早已進行，且在迅速發展，而在我國尚屬首創，很多方面需要從零開始，工作量很大，難度很高。它不但是一項極為繁重的大型工具書編輯工作，而且是一項有重大創造性、重大基本建設性、重大歷史意義和重大國際意義的科學研究工作。

　　出自胡喬木手筆的中辦批語，寫得簡明、深刻，非語言學家並胸有全局之人不能寫出，又通過黨中央權威機關傳播開來，對中央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黨委、政府提高編好《漢語大詞典》和其他語文工具書重要意義的認識以及抓緊解決存在的問題，定會起到重要作用。我在這裡引出並說明中辦批語的出處，也是想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一不易被人們注意的情況，這對我們不同崗位的領導干部加強學習、勤奮寫作和提高工作水平都是一種激勵和鞭策。我深感自己的知識水平和文筆修養與自己所承擔的工作都很不相稱，提醒自己要多有一點學習和實踐的精神。我在過去和現在動手寫稿改稿的時候，確也常常受到來自胡喬木為人為文的激勵和鞭策。

　　（作者為原新聞出版署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