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六八三六號《葉淨能小說》卷端圖版 選自《敦煌小說合集》

　　敦煌小說，可以分為“古體小說”和“通俗小說”兩大類，其中“古體小說”又可分為“志人”和“志怪”兩小類，“通俗小說”又可分為“傳奇”和“話本”兩小類。這就完整展現了敦煌小說的全貌，呈現為從魏晉南北朝以古體小說為主發展到宋元以后以通俗小說為主的一個過渡階段。

　　上個世紀初敦煌藏經洞文獻的發現，給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帶來巨大沖擊。僅就中國古代文學領域而言，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隋唐以后的文學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方面：

　　一，大量“敦煌曲子詞”的發現，使我們知道，詞的起點可推溯至初、盛唐，詞實際上的源頭在於民間。在中唐以后特別是宋代成為最富於活力的重要文學體裁之一的詞，其發展源流至此才得到清晰的勾勒。

　　二，“敦煌變文”等大量通俗講唱故事寫本的發現，使我們知道，宋元以后日益興盛的通俗小說，包括短篇白話小說和長篇白話小說，即起源於這種講唱藝術及因此而形成的講唱故事文本。作為中國古代文學重要體裁之一的通俗小說的來龍去脈，至此也才完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隨著敦煌學和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進步，人們對敦煌文獻與中國古代小說之關系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日漸深入的過程。因為在所發現的敦煌通俗講唱故事寫本中，標名“變文”的文本數量最大，質量也較高，因此早期研究者多以“敦煌變文”概指所有敦煌小說類寫本，1957年由王重民、王慶菽等整理的《敦煌變文集》就是這樣處理的。《敦煌變文集》成於眾名家之手，較早將敦煌文獻中小說類作品匯錄校訂出版，為傳播敦煌文化、推進敦煌文獻和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功不可沒。但它處於研究這類敦煌文獻的較早階段，對“變文”與“小說”的概念及其相互關系辨析不夠深入准確，以“變文”概指敦煌文獻中小說類作品，邊界不清。造成的結果是：“敦煌變文”的概念得到彰顯，“敦煌小說”的概念則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將一些非“變文”類作品收入《敦煌變文集》中，另外一些小說類作品則被棄置﹔不能反映敦煌小說的真實特點和面貌，也就不能反映敦煌小說所體現的唐代小說發展的真實面貌。

　　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周紹良、張錫厚、柴劍虹、伏俊璉和伏麒鵬、王昊等學者，對“敦煌小說”與“敦煌變文”的關系、敦煌小說的分類等作了深入辨析﹔陳祚龍、林聰明、王利器、黃征和張涌泉、曹林娣、楊寶玉和白化文、鄭阿財等學者，則對敦煌文獻中的若干小說和帶有小說性質的作品進行了校錄或補訂。由張涌泉主編審訂、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的《敦煌小說合集》，則是迄今為止對敦煌變文以外的敦煌小說類作品匯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首先對“敦煌小說”的概念及“敦煌小說”與“敦煌變文”的關系作出了明確界定，指出敦煌文獻中實際上存在著大量不同類型的俗文學作品，“變文”是其中的一種主要類型，但它不能代表“敦煌小說”。因此，不屬於“變文”的小說類作品，不必勉強收入“變文”，以免混淆﹔另外一些不屬於“變文”的作品，實際上也屬於小說，不能棄置不理。

　　根據這一觀念，該書對敦煌小說進行了全面考察，並作出了准確分類。它指出，“變文”以外的敦煌小說，可以分為“古體小說”和“通俗小說”兩大類，其中“古體小說”又可分為“志人”和“志怪”兩小類，“通俗小說”又可分為“傳奇”和“話本”兩小類。這就完整展現了敦煌小說的全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敦煌小說生動反映了唐代小說發展的真實圖景，那就是：一方面，魏晉南北朝以來一直綿延不絕的“志人”和“志怪”古體小說，仍在繼續傳播﹔另一方面，民間通俗講唱藝術蓬勃興起，作為這種民間講唱故事文本的變文、話本等，以及兼受古體小說和通俗講唱藝術影響、但主要是受后者影響的“傳奇”小說，已在社會上廣為流行。這兩個方面同時並存而此消彼長，唐代小說的發展呈現為從魏晉南北朝以古體小說為主發展到宋元以后以通俗小說為主的一個過渡階段。敦煌小說只是當時保存在西北邊鄙角落的一些文獻，但它的格局竟與整個唐代小說的總體情形基本對應，可視為整個唐代小說整體格局的一個縮影。擺脫了托庇於“變文”、以小寄大的窘境，敦煌小說對唐代小說史以至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也就得到了充分彰顯。

　　按照前述思路和標准，本書對“變文”以外的敦煌小說作了完整輯錄，成為到目前為止收錄“變文”以外的敦煌小說最完整的著作。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是一部由文獻學專家整理的文學總集。敦煌文獻重復、散亂、殘破的情況非常嚴重。同一種作品，可能有多個本子。同一個卷子中，又往往雜抄多種作品。由於分批被掠奪和收藏，同一種作品的多個本子、同一個本子的各個頁面，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收藏處。抄寫不同作品的紙張，又可能誤置在一起，情形極為復雜。由於敦煌文獻多為寫本，很多卷子書寫格式奇特，字跡潦草，夾雜著大量俗體字，包含了很多俗語詞和佛教術語，校理極為不易。以往的校錄者，特別是以文學研究見長的學者，在編選敦煌小說作品時，往往會遇到較大困難。有的編選者隻搜集到同一個作品的少量本子，或者直接利用其他學者校錄的本子，不核對原卷，校錄時往往以訛傳訛，或者想當然地輕易改動原文，不免留下種種缺陷。

　　本書作者張涌泉教授是當代著名敦煌學家，曾出版《敦煌俗字研究》、《漢語俗字研究》等著作，合作出版《敦煌變文校議》、《敦煌變文校注》等著作，近年來更主持了全面整理敦煌非佛教文獻的《敦煌文獻合集》項目。合作者竇懷永博士在張涌泉的指導下長期從事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他們以深湛的古典文獻學和敦煌學的修養來從事《敦煌小說合集》的整理，就使這本書具有了不同於一般文學總集和選集的鮮明特色。

　　首先，他們對每種敦煌小說的寫本情況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和比對，理清了各個本子之間的關系，精選底本和校本。每篇作品前均有“題解”，備述有關卷子的情況及相互關系，以及歷來校錄的情形及其得失。

　　其次，本書作者在校錄作品時，充分利用現在各地所藏敦煌文獻已基本影印出版的便利條件，仔細核對原卷，並發揮在敦煌俗字、俗語詞、敦煌文獻形制等方面的研究優勢，對字句作出准確辨識，改正了不少沿襲已久的訛誤。如《敦煌變文集》卷八載句道興《搜神記》“王景伯”故事：“景伯問曰：女郎因何單夜來至此間？”又雲：“景伯遂與彈，作詩曰：今夜嘆孤愁，哀怨復難休。嗟娘有聖德，單夜共綢繆。”其中“單夜”一詞凡兩見。羅振玉《敦煌零拾》同。伏俊璉、伏麒鵬《石室齊諧》注雲：“單夜：孤夜。或謂‘單’是‘寅’字之誤，‘寅夜’就是深夜。”本書作者指出，釋“單”為“孤”，文義似乎可通，然而“單夜”一詞他書未見其例。“單”與“寅”字形相差較大，也不大可能誤寫。經核查原卷（原中村不折藏本），所謂“單”字實皆作“”，乃是“觸”的后起會意俗字。“觸夜”就是趁夜，唐姚合《送無可上人游越》詩有句曰：“芳春山影花連寺，觸夜潮聲月滿船。”亦用“觸夜”。《敦煌零拾》、《敦煌變文集》皆錄作“單夜”，屬於臆改﹔《石室齊諧》據誤字注釋，自難得其本原。

　　像這樣校勘精審、糾錯辨訛的例子，本書中隨處可見，可謂勝義紛呈。這就使本書成為一種值得信賴的高質量的“敦煌小說”文本。

　　綜上所述，本書是敦煌文獻研究和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在文獻學和文學史研究兩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另外，本書繁體豎排，版式清朗，附錄的日本藏本《搜神記》、《黃仕強傳》等彩色圖版為國內少見，既讓讀者得以一睹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文書之真容，又賞心悅目，都可見出著者和出版者的匠心。

　　《敦煌小說合集》

　　張涌泉 主編 審訂

　　浙江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