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美國大中院校的外國歷史教學經歷了從西方文明史轉向世界歷史的過程，這個變化反映了美國國內局勢和國際地位的變遷。

　　19世紀早期，美國大中院校就開設了稱為“通史”的世界歷史課程，主要講授《聖經》歷史、古典神話等古代歐洲歷史，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論、宗教和種族主義色彩。到20世紀早期，它逐漸被美國迄今最成功的世界歷史課程之一“西方文明史”所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國防部“特訓教育委員會”號召全國高等院校用知識和資源為國防服務。於是許多大專院校設立“特別軍事訓練營”（簡稱“SATC”)，培訓招募而來的赴歐作戰新兵。1918年7月，國防部“特訓教育委員會”還要求一些大學開設一門新的必修課“戰爭問題”，讓學生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和目標，同時還作為戰時人文教育課程。到1919年10月，全美共有540所大專院校開設了這門課程，為SATC培訓了12.5萬名新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將近一半參與該計劃的學校決定繼續開設並完善這門課程，增加了“巴黎和會”和歐洲新秩序的內容，用它取代以前的通史課程。

　　世界歷史課程在美國大中院校的開設過程比較復雜。早在20世紀40年代，世界史先驅斯塔夫裡阿諾斯等就意識到西方文明史課程的局限性：它一直僅僅是關於歐洲的歷史。他決定開設世界歷史課程的直接刺激因素則是朝鮮戰爭：“朝鮮戰爭期間，當我們眾多學生離開校園前往遠東，而對將要面對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或沒什麼理解時，我感到需要一門全球視野的課程。”1958年，美國頒布《國防教育法》。聯邦政府、大學、教育基金會都認識到，外語教學、世界各地歷史文化研究都能為加強美國國防服務。而從20世紀60年代起，西方文明史課程開始遭到批評。首先，西方社會史學家開始懷疑西方文明史課程對西方文明統一性和進步性的假設。其次，美國大學生的民族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非西方裔的學生人數增加，許多大學的亞非拉裔學生團體要求西方文明史課程必須關注其他文明。再次，從20世紀80年代起，“后現代主義”反對歷史研究中的任何絕對標准或固定模式，因此被當作標准的西方文明史課程自然就成為其批評對象。

　　上世紀70年代，美國空軍學術研究院是唯一對學生講授世界歷史課程的大學。1982年，該學院召開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史教學研討會，旨在建立大中院校世界史研究者與教學者之間的密切合作。會后，美國“世界歷史學會”創立，這有力地推動了美國的世界史教學。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美國大中院校的世界歷史教學步入了快速發展時期。1990年，美國世界歷史學會創辦了《世界歷史雜志》，成為世界歷史教學和研究的重要論壇。1994年，國會通過《2000年目標：教育美國計劃》，其中第三個目標明確規定，歷史學（包括世界歷史）應該作為中學的核心課程﹔同年美國政府頒布了委托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為全國高中制定的世界歷史教學標准，各州可以根據自身需要而自願採用。從此，冠以“世界歷史”或“全球史”（也稱“新世界歷史”）名稱的課程迅速進入美國許多大學的課堂。2000—2001年，59%的美國大專院校開設世界歷史課程，公立大學更高達69%。與此同時，美國中學的世界歷史教學也取得長足進展。1990年，美國全體高中畢業生中，學過世界歷史的人數佔59.59%，1998年上升到66.41%。到2003年，28個州立法要求公立高中開設世界歷史課程。

　　縱觀美國的世界歷史課程設置和教學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美國的世界歷史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是根據國內形勢需要而不斷調整的。第二，美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是美國世界歷史教學不斷增長並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盛行的根本原因。新世紀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特別是“9·11事件”之后，為了維護其全球利益和反恐行動，美國需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語言、歷史和文化，而世界歷史比西方文明史更能發揮作用。第三，從90年代美國世界歷史教學標准的制定及其引發的全國性爭論看出，最近幾屆美國政府非常重視世界歷史教學的作用。也許美國政府和社會充分理解了美國作家喬治·奧威爾1984年發表的一篇小說中的觀點：誰掌握歷史，誰就掌握未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了歷史。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