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論十大關系》。

　　《論十大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標志性文獻。我們一般多從文獻本身的思想內容來說明其歷史地位，不過，由於黨的理論文獻所具有的深刻實踐性，使我們有必要在文獻內容之外，進一步關注文獻的傳播過程，從而對文獻有更全面深刻的認識。

　　一、文獻的形成和高層決策影響

　　1956年初，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中央的注意力開始轉移到大規模經濟建設上來。毛澤東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聽取了中央各經濟部門的匯報之后，於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十大關系的講話。這一講話是毛澤東深入調查思考的結果，不過，講話本身准備得並不十分充分。此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定議題是農業合作社問題，毛澤東是臨時突破了議題﹔4月24日，即講話前一日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毛澤東的概括還是六大矛盾，另外的四個關系，為講話新增。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一次闡述了十大關系的問題。報告隨后在黨內高級干部中傳達。周恩來在國務院傳達時說明“主席報告的總題目是‘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參見《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關於十大關系講話的報告》，《黨的文獻》2007年第3期）。同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全面體現了毛澤東十大關系報告的精神。劉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處理十大關系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頁）。

　　應當說，十大關系報告確實對黨的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就文獻本身而言，當時並未把十大關系報告當作一個獨立的需要宣傳的重要文獻，向全黨公布，主要是通過“八大”報告等間接傳播的。可以進行對比的是另一篇地位類似的文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發表講話。3月6日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傳達貫徹毛澤東的講話。4月13日、17日、23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全黨學習講話。6月19日，經過修改補充的講話全文發表，全國形成聲勢浩大的學習和宣傳熱潮，而且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外也引起了巨大反響和熱烈討論。

　　二、文獻的兩次重要整理和黨內有限傳播

　　十大關系報告第一次在黨內一定范圍內公布是在1965年。這年12月15日，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認為報告“對於一些基本問題說得很好，對現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建議將報告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以上黨委學習。毛澤東看了整理稿后批復：“此件看了，不大滿意，發下去征求意見，以為將來修改之助。此意請寫入中央批語中。”（《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頁）12月27日，報告以中發（65）751號文件（秘密）印發，標明“不登黨刊”。這一次的整理稿中，原講話中以蘇聯為鑒戒的內容以及對國內建設的一些批評沒有整理進去。而說明講話目的的一段話，“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為著一個目的，為著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用的力量，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則是后來公開發表稿中所沒有的。

　　1975年，十大關系報告再次進入中央視野。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工作期間，由胡喬木具體主持，將毛澤東兩次講話的記錄稿綜合整理，恢復了以前稿子中沒整理進去的內容，增加了理論性和邏輯性。7月10日稿子送鄧小平，13日轉送毛澤東。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當天，毛澤東審閱了這個稿子，並批示：“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236頁）這樣，在毛澤東逝世前，關於十大關系的報告一直未公開發表，可以稱為是在黨內的有限傳播。

　　三、文獻的公開發表和社會政治傳播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舉行。《論十大關系》是這次會議集中學習的基本文件。會議閉幕的前一天，即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83周年紀念日，《論十大關系》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隨之，在全國形成了對這一著作的學習宣傳活動。1977年《論十大關系》在《人民日報》出現406次，而1957年到2000年，《人民日報》提到十大關系報告也隻有597次，可見當時對這一文獻的宣傳學習確實盛況空前。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入《論十大關系》，題解中說“毛澤東同志在這篇講話中，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提出了適合我國情況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基本思想。”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指出“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証，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1979年葉劍英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把《論十大關系》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八大”的主要文獻並列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論十大關系》系統地總結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提出了一系列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論十大關系》“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和《毛澤東文集》，收錄《論十大關系》時，題解較五卷“更為准確”：“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上述概括和闡釋，為《論十大關系》的社會政治傳播提供了基本的理論定位。

　　從傳播史來看，1956年毛澤東講話后，十大關系報告主要在黨內高層傳達，是八大前后我們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重要決策方針。此后不久，毛澤東本人注意力和觀點都有所變化，講話也長期沒有公開發表，隻在黨內有限傳播。《論十大關系》的社會政治傳播主要是在1976年公開發表之后。在黨的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過程中，《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著作中重要的根據和參照。在《論十大關系》的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對其概括和闡釋的側重點，也因順應形勢而有所變化。

　　（作者單位：中共浙江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