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主流概念，那麼全球化可能就是20世紀90年代的主流概念，並將人類社會帶往21世紀。這一理論范式的變化同樣發生在宗教領域。20世紀70年代以來，與經典的世俗化預言相反，宗教不僅沒有走向衰亡或私人化，反倒呈現出全球復興及政治化的趨勢。冷戰結束后，宗教更是成為了地區沖突的重要因素，而“9·11”事件則將其推向了全球政治的前台，全球宗教復興及政治化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以至於世俗化理論的代表貝格爾也承認：“假設我們生活在一個世俗化的世界中是錯誤的”，由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寬泛地標簽為世俗化的理論，本質上也就是錯誤的。“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成為了新的預言。

　　在恐怖主義的硝煙背后隱藏著怎樣的社會和政治邏輯？宗教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學術界對此又有什麼反思？

　　全球化導致宗教變遷

　　從文化和社會學角度解釋全球化的代表羅蘭德·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認為，“全球化作為一個概念，既指有關世界意識的壓縮，也指世界一體化意識的加強”，全球化的進程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民族社會（national societies），個人或更恰當地說是自我，民族社會間的關系或世界社會體系（the world system of societies）和人類。這四個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一個全球場域。全球化意味著脫離“社會生活”（life-in-society）的安全，從而引發了世界社會秩序和人類的真正意義問題，世界公民宗教正是對這一問題的表達。

　　此后，加拿大學者彼得·貝耶（Peter Beyer）對此進行了更深一步的討論。他參照德國社會學家盧曼的理論，將宗教看做一個社會子系統﹔宗教問題被視作一個全球社會子系統的問題。具體說來，他通過三對概念來解釋全球宗教變遷：第一，私人化（privatization）與公共影響（public influence）：私人化並不必然意味著宗教的衰亡，而是指宗教信仰的個人性以及神職人員專注於自己專業內的事情﹔公共影響則指專業行動超出專業人員和志願團體的影響。第二，功能（function）與表現（performance）：宗教的功能是指純粹的、“神聖”的交往﹔宗教的表現則指宗教被應用於在其他系統產生卻不在其他系統解決的問題。第三，殘留事物（residual matters）與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宗教在全球社會的一個主要表現，似乎是對政治、經濟等主流社會的批判和補遺﹔新社會運動則是一個主要形式，如環保運動、和平運動等。

　　全球化導致宗教在公共領域地位凸顯

　　從社會學理論的角度而言，全球宗教復興並不僅僅或不主要是指宗教人口或組織在數量上的增長，而是宗教在公共領域地位的凸顯。社會學家何塞·卡薩諾瓦（José Casanova）提出了“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概念，他認為，與世俗化理論的私人化命題相反，當代宗教的發展實際上呈現出一種“去私人化”（de-privatization）的趨勢，“宗教拋棄它被安排在私人領域的地位，進入公民社會未分化的公共領域，並參與到正在進行的斗爭、散漫的合法化以及重新劃分邊界的進程中”。

　　羅伯遜將此概括為“宗教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和“政治的宗教化”（religionization of politics）。前者是指宗教群體對政府問題關注升溫，具有宗教信仰的群體和世俗的意識形態在利益合作上膨脹﹔后者是指現代國家卷入了人類生活的深層問題，國家組織的社會在不同層次上成為了崇拜的對象。在一定程度上，這兩者是互相增強的，政治的宗教化會導致宗教活動在政治領域的擴張，而宗教的政治化也會導致表現為世俗政治領域的事物向宗教解釋的轉變。全球宗教復興及宗教政治化也影響著我們對“多元化”和“多元主義”概念的重新認識。在貝格爾的理論中，多元化是導致世俗化的一個關鍵機制。他認為，“一切多元化狀況，無論其歷史背景的細節如何，關鍵特征都在於宗教壟斷不可能再把其當事人的忠誠作為理所當然的”。多元化打破了宗教神聖帷幕下“看似有理”的機構。多元化是社會分化的表現，多元化意味著宗教的“理性化”和主觀化。后來，在貝格爾的理論中，多元化日益佔據重要的地位，並逐步取代世俗化的概念。在總結其理論變化時，貝格爾指出，世俗化是其作為宗教社會學家的一個理論錯誤，多元化則是一個重要的洞見。如今，宗教多元主義已經是一個事實，但對其含義卻有了新的解釋。喬治城大學伯克利宗教、和平與世界事務中心主任托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認為，“宗教多元主義是指宗教行為體內部以及宗教與社會、國家圍繞具體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議題的互動關系。它意指一種將具有重疊而獨特的多元倫理和利益團體聯系在一起的政治”。

　　宗教在現代世俗社會的走向

　　世俗主義是對自啟蒙以來的思想和政治的反思。根據經典的解釋，世俗主義的主要觀念包括人文主義、道德主義、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世俗主義取代中世紀的神聖思維，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將世俗本身神聖化或意識形態化了。從政治的角度來解釋，世俗國家包含兩大特征：從脫離制度性宗教控制的意義上講，它們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是世俗的﹔憲法宣稱對宗教採取中立態度，不設立國教或無神論的主導意識形態。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這樣界定世俗時代：在公共制度和實踐層面，教會與政治機構相分離﹔宗教信仰和實踐的衰落﹔信神只是眾多選擇之一，而且也不是優先選擇。哈貝馬斯則提出了“后世俗時代”（post-secular age）的概念。他認為一個后世俗的社會不僅僅意味著宗教依舊保持著傳統的影響力，在公共領域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還包括一個知識論的視角，它所涉及的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互相尊重和肯定關系，認為宗教和世俗在一個現代社會裡都是重要的知識資源。

　　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世俗社會是一個既定的事實，這包括以資本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政治體系、科學技術和理性主導的思想觀念、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等。然而，所有這一切是否構成了一個世俗化的預言——宗教必然消失或走向私人化？但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宗教復興及政治化的趨勢表明，這一預言是錯誤的。那麼，世界是否會走向神聖化或去世俗化，重返中世紀的神聖帷幕呢？這同樣是不可能的。事實証明，現代化的變革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現代化可以導致觀念的世俗化，但世俗主義的極端發展同樣會刺激宗教勢力的反彈。而且，我們發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宗教成了跨國移民的一個重要聯系紐帶，基於信仰的組織和基於信仰的外交也成了社會和政治領域的積極力量。要理解宗教與現代社會的關系，一個恰當的做法或許是將世俗化當做一個描述性而非預測性的概念。在揚棄世俗化概念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對世俗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