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等與北大哲學系畢業生合影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是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現代性的移植、拓展而誕生、成長的新社會群體，是現代性知識、價值與話語體系的基本載體，也是現代性實踐的重要主體。掌握現代知識、具有公共情懷與批判精神的現代知識分子孕育於洋務運動時期，正式誕生於清末，而在經受“五四”這一“成年禮”后分別馳騁於現代政治舞台與學術舞台。現代知識分子群體在分疏與聚合中發生與發展，在代際的區分與合作中逐漸成長並活躍起來。

　　一、現代知識分子成長歷程中經歷了“四分”，即與帝國官僚體制的分離，職業生涯上的分工，價值取向上的分途，學術領域上的分科

　　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的形成經歷了通過“學而優則仕”到成為“自由漂浮者”的轉軌。先是在外有兩次鴉片戰爭、內有太平天國運動與洋務運動的社會變局中，在通商口岸出現了不再謀取科舉功名、轉而謀職於外資機構的“條約口岸知識分子”，如曾在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創辦的墨海書館任職的王韜、李善蘭、華衡芳等人。繼而在1895年甲午戰爭慘敗后，因受民族危機的刺激，一部分有功名出身的傳統士人如康有為等參與“公車上書”的1300余名舉人轉而成了傳統體制的抗議者與傳統意識形態的解構者﹔另一部分年輕知識群體對傳統教育喪失信心、走上了出洋留學之路。1905年科舉制廢除，切斷了傳統士大夫躋身、晉升官僚體制之路，知識人從中心散落邊緣、從廟堂拋入江湖，與傳統體制實現了“分離”。

　　漂泊、游移於體制之外的新型知識分子，在社會分工日漸發達的現代社會職業架構中尋求謀生之路與社會角色。雖都以知識資源、文化資本謀生，但不再如以往士大夫僅有讀書做官的單一通道，而是有了從業上的不同選擇，有了職業上的“分工”。如狀元出身的張謇在1894年蟾宮折桂之后遠離官場，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有進士身份的張元濟在維新運動失敗后，由翰林而入商，於1902年投資商務印書館並很快成為靈魂人物﹔嚴復、梁啟超等人致力於以譯書、“梁啟超式的輸入”的方式傳播思想，又創辦《國聞報》、《新民叢報》等報刊，成了以媒介影響社會的傳媒知識分子﹔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等現代大學與各類新式學堂的相繼建立催生了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同時為他們提供了大學教師、中小學教師等新的職業和人生路徑。

　　與傳統士大夫大致歸宗於儒學有別，現代知識分子面對著精神定位、價值取向上的多元選擇，出現了保守主義知識群體、自由知識分子與激進知識分子的分途分野。在五四時期的文化論戰中，新文化陣營包括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主張革命的知識分子，也包括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自由知識分子，而作為他們論戰主要對手的則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如《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新儒學的開山人物梁漱溟，玄學派主將張君勱，還有學衡派的梅光迪、吳宓等。在與文化保守主義進行論爭的同時，新文化陣營內部的裂痕也愈益明顯，1919年以后在胡適與李大釗之間發生了“問題與主義”之爭﹔1922年5月胡適另起爐灶創辦《努力》周報，而《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與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革命知識分子與自由派知識分子終於因深刻的價值觀分歧而“道不同，不相為謀”了。

　　“三大思潮”的代表人物，關注政治體制、民族文化命運等較為宏大的公共議題。另一些潛心學術的學人則要面對與適應治學日趨專門、學科日趨分化的趨勢，成為專業知識分子。中國傳統學術混而不分，傅斯年曾指出：“中國學問向以造成人品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經學及史學正在有個專門的趨勢時，桐城派遂用其村學究之腦袋叫道，‘義理、詞章、考據缺一不可’！學術既不專門，自不能發達。”（《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曾國藩把“經濟”從“義理”中獨立出來，與義理、考據、辭章並列，到嚴復、梁啟超等人分疏“學”與“術”，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區分漸現輪廓﹔在洋務時期講求“聲光電化”后，嚴復引介西方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名著，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分野也日趨清晰﹔到20世紀初，“七科分學”、“八科分學”等方案提出，如1902年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分立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等七大學科30個科目，學術分科日趨細化。隨著學術分科的發展，一批專家型的現代學人成長起來。

　　二、現代知識分子成長中還經歷了“四合”，包括知識結構上的古今中西融合，社會角色上的重合，以學會、結社為形式的學界聚合，與民眾、社會運動的結合。

　　現代學人專業領域日趨狹窄，但在西學東漸、現代知識奔涌而來的背景下，又展示出了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整合趨勢。他們有著接納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寬闊的文化胸襟，有著打通古今與中西的明澈的文化自覺。蔡元培於1916年底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主張兼容古今、新舊之學﹔首任校長嚴復早前亦曾提出過“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的思想。清華大學也是如此，何兆武先生曾將“清華學派”的精神歸結為“會通古今、會通中西、會通文理”，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提出“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國學叢刊序》）的學術觀，他自己學貫中西，被梁啟超先生贊為“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剛從傳統士大夫轉身的現代學人，對自己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身份想象與過渡社會形態的角色定位，處在徘徊彷徨、依違兩可之間，其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是重合、搖擺、多變的。他們是中國最后的士大夫，又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先驅，扛起了繼承與創新、解構傳統與建構現代性的雙重使命，於是就有了如胡適身上所體現的“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離奇組合。他們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兩相牽挂、左沖右突，或如康有為“喜以經術作政論”，成了蹩腳的經學家與失敗的政治家﹔或如章太炎、章士釗等邊干革命邊談國學，成了“有學問的革命家”﹔或如梁啟超在政論家、政府閣員、學問家之間不斷變換著角色，對從政、治學都心向往之﹔或如胡適先聲明“二十年不談政治”，但才過兩年就“悔諾”而熱衷政治，“一隻腳已踏上東街，一隻腳還踏在西街”﹔或如王國維醉心於埋頭學術，但最后選擇的卻是充滿政治意味的“自沉”。

　　科舉廢除使知識人從廟堂流落民間，成為職業高度分化、處境千差萬別的群落，如同“散落一地的珠子”。但延續著憂國憂民、“舍我其誰”精神傳統的學人們仍在盡最大努力影響國民、社會與政治，其重要方式就是通過結社、辦刊、集會等形式，聚合同人，構建“公共空間”和市民社會，以提升自身話語的權勢與力度。康有為於1895年11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打破了有清一代禁止士人結社的規定，開啟了一代風氣，從此“學會之風遍天下”，維新運動期間全國創辦的重要學術社團有70個左右。此后，政治性、文學性、學術性等各類學會、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地紛紛建立。

　　但知識分子要重新發揮自身作為“社會重心”的作用，光憑內部的聚合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實現與工農群眾的結合，必須投身到社會運動的洪流中去。五四運動為現代知識分子與民眾、與社會運動的結合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五四時期，李大釗強調“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裡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青年與農村》）。后來，毛澤東也提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成為中共引導先進知識分子群體的重要方針，對現代知識分子的成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學界將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知識分子劃分為“洋務一代”、“清末一代”、“五四一代”與“后五四一代”四個世代，一個時代以一個世代為主角，但同時至少有三個世代在同台亮相、同顯身手，不同世代的知識精英也張弛、變幻於離與合之間。他們有相互的傳承、聯合，也有彼此的質疑、爭論，如魯迅曾撰寫《趨時和復古》等文批評素所敬重的老師章太炎“原是拉車的好身手”，現在卻“拉車屁股向后”了。但正是這種世代交替、這種“否定之否定”，成為現代知識分子成長中拾級而上的台階。

　　（作者單位：魯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