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小學還沒畢業“文革”便開始，於是下鄉插隊當農民，當兵，當工人。1978年考上大學，1982年考上研究生。於是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史。著作有《取靜集》、《時空游走：歷史與現實的對話》、《經典與人文》、《圖中日月》、《薩特》和《被延誤的現代化》等。譯著有《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和《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等。容閎肖像及其故居和手跡

　　演講人：雷頤　時間：2011年8月27日　地點：歐美同學會

　　一部風起雲涌的中國近代史，幾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階級間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劍影，險象環生。在這充滿血與火的歷史舞台上，無論進步還是反動、肯定還是否定、贊揚還是批判，人們的目光自然容易長期聚焦在林則徐、洪秀全、楊秀清、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慈禧、袁世凱、孫中山和黃興等這些叱咤風雲的人物身上。不過，他們都是某一歷史階段的主角，未能參與近代史的全程。然而遠非風雲人物的容閎（1828—1912年），卻是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幸運者。容閎被稱為中國近代留學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實，他的貢獻遠不止於教育領域。他的一生，不僅像鏡子一樣映照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且有迥異他人的獨特意義。

　　啟蒙先驅

　　“我決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國的年輕一代應當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利益﹔這樣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文明富強的國家。”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閎（原名光照，號純甫）出生在廣東香山縣一戶貧困農家。此時，原屬香山縣的小島澳門已被葡萄牙殖民者佔租近三百年。中國歷有邊患，對一個遠離中原、荒蕪不堪的彈丸小島被紅毛夷佔租，長期以來並不以為意。然而，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后，全球化的過程已經開始，澳門的被租佔其實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節。這種背景，與傳統邊患完全不同，其意義遲早將在歷史的進程中表現出來。因此，在華夏文化版圖中長期處於邊陲的嶺南地區，必將一躍而得全球化的風氣之先，成為引領近代中國的先進之區。

　　從康熙朝后期直到鴉片戰爭前，清朝一直實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傳教士一直沒有停止悄悄在中國沿海傳教的活動，並為貧窮人家興辦一些醫院和學校，以吸引人入教。葡佔澳門，自然成為傳教的大本營。

　　容閎7歲時，他的父親把他送到澳門一所教會學校上學。自從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后，西方傳教士和有關機構紛紛由澳門遷往香港，容閎也隨馬禮遜學校由澳門來到香港。馬禮遜學校的校長是畢業於耶魯大學的美國人勃朗牧師，幾年的教會學校教育，使容閎對西方歷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侖的偉業，紐約的繁華。如果說林則徐、魏源是近代中國精英、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那麼容閎等幾個鄉間窮小子，則是草根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看世界是自覺的，而容閎看世界則是自然的。

　　1846年底，勃朗校長夫婦因病准備返美，臨行前表示願意帶三五名學生一同赴美留學。1847年1月初，容閎與其他兩位同學一起跟隨勃朗校長從廣州黃埔港乘船赴美。4月12日，他們到達紐約。稍事休息，他們便從紐約再往馬薩諸塞州，入孟鬆學校。

　　從孟鬆學校畢業后，容閎於1848年考入耶魯大學，但昂貴的學費他根本負擔不起，這時有關教會願意為他提供資助，但條件是畢業后要當傳教士回到中國傳教。雖然容閎在這一年正式成為基督教徒，但卻拒絕了教會的資助。他表示，我雖貧窮，但生性自由，畢業后無論選擇何種職業，隻求選擇對中國最有益的工作。正在困難之時，勃朗先生幫助他找到了一個基金會提供資助，使他順利走入耶魯大學。在大學的幾年中，雖然他在美國的生活如魚得水，但他仍時時想起祖國，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強，更感到中國的落后。最使他憂心不已的是，當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茫無所知，仍認為中國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學時就自問：“我將用自己的所學去做些什麼呢？在大學的最后一年結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將要付諸行動的事在心中規劃出一幅略圖。我決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國的年輕一代應當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利益﹔這樣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文明富強的國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實現這一目標，而此目標猶如一顆明星，時刻指明我前進的方向。”1854年，容閎以優異的成績從耶魯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於這年秋天自紐約乘船踏上歸程，決心用自己學到的新知識改造離別了8年的祖國。

　　從太平到洋務

　　容閎以留學為核心內容的教育興國計劃，雖然失敗，但畢竟是中國教育走向近代的艱難一步，是中國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聲。

　　容閎最先把中國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國運動上。之所以首先對太平天國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達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為干王。容閎在香港時就與洪仁玕相識，知道他思想開明。因此，認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國的構想。另外，容閎痛恨清政府的殘暴、腐敗，對太平軍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他在1860年冒險前往天京考察。

　　經過一番周折，容閎一行於11月18日到達天京，第二天就見到了干王。老友見面，分外高興，暢談甚歡，性急的容閎立即和盤托出自己的七點建設現代國家之策，如創辦現代軍隊、銀行、現代文官制度、學校等等。兩天后，洪仁玕又主動要和他見面，表示自己完全懂得這些建議的意義，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無法實施。沒想到幾天后，洪仁玕任命他為高官，但容閎根據自己的觀察，深感太平天國不能實現他的理想，第二天來到干王府，對干王對自己如此器重深表感謝，但將委任狀和官印當面還給洪仁玕，謝絕了洪仁玕的好意，而后離開天京。

　　面對現實，容閎找不到一個可以施行自己抱負的政治力量，於是不得不在上海暫當茶商維持生計，獲利頗豐。但他總感到報國無門，不知路在何方，陷入深深的沮喪、彷徨之中。

　　正在苦悶之時，1863年春在短短的三四個月內，他收到曾國藩令自己的幕僚、容閎的好友張斯桂、李善蘭二人分別發來的五封信，邀他來安慶。他們信中介紹了曾國藩想辦近代工廠的想法，並介紹說他的另兩個好朋友、專門研究機器的華蘅芳、徐壽也在曾國藩幕，曾國藩想要容閎為自己創設機器廠出力。曾國藩禮賢下士的“三請”之舉，使容閎大為感動，並且感到實現自己生平抱負的機會可能來臨，於是在9月的一天到達安慶，來到曾國藩幕。

　　原來，曾國藩想設立機器廠制造外國最先進的來復槍，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創辦機器造槍廠。對此計劃，容閎很是高興，中國終於有執掌大權之人認識到辦近代化機器工廠的重要，但對此計劃他並不完全贊同。容閎認為曾國藩並不了解和知道機器生產情況，於是向曾國藩等人解說中國現在最缺的不是生產具體武器的工廠，而是生產制造武器的機器的工廠，即“制器之器”。

　　曾國藩從善如流，對首先應辦“機器母廠”的建議大表贊成，立即要他負責籌辦此廠，到美國置辦機器。受曾氏之托，容閎於12月初離開上海，前往美國，購買新式機器。容閎所買機器建造的工廠，就是現在的江南造船廠的前身。

　　洋務運動是以單純生產軍工產品發端的，而容閎從一開始就指出建立機器廠不能光生產軍工產品，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生產農具、鐘表及其他各種民用機械。他知道，中國的落后不僅在於武器，或者說主要並不是在於武器，而在於整個經濟體系落后，沒有基礎性工業，國家就不能真正富強。他的超前認識影響了曾國藩，使曾從僅想創設制造來復槍的工廠改為建造機器制造廠，中國近代工業化因此有一個較高的起點。

　　在美國留學畢業前夕，容閎就認定以派遣留學生為先導建立新式教育體制，是救國強國最重要的途徑。回國之后，他一直想方設法，卻屢屢碰壁，一籌莫展。得到曾國藩重用后，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時機，因為自己與曾畢竟不熟，而且當時國人對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學完全不理解，若操之過急，很可能欲速不達。

　　8月，他在美國訂制的機器順利運到上海，完好無缺。這批機器成為江南制造總局裡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機，是中國工業化起步的重要標志。對容的工作，曾國藩大加贊揚，不久即保奏容閎為五品實官，封為江蘇省候補同知，在江蘇省衙署任通事譯員，官位五品。

　　1870年，在容閎的反復勸說下,曾國藩終於表示願意向朝廷奏請派留學生。1870年冬，清廷批准派留學生﹔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國藩等又聯名上奏，一方面進一步強調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盡快施行，另一方面明確了幼童留學的規章和具體方法，由陳蘭彬任出洋局委員、容閎為副委員。

　　但是，克服了官方的障礙后，留學又面臨著民間的阻力。按照規劃，決定挑選120名12歲左右的學生，分4年派赴美國，每年30名。但官方出錢派人到美國留學，竟然無人願去！當時人們仍認為隻有讀四書五經、由科舉當官才是正途，國內的新式學校本隻能招收到沒有地位身份的窮人家子弟，出洋留學更被認為是有辱門楣之舉，被所有人恥笑，略有錢財的家庭都不願子弟出洋留學。所以，第一批留學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滿額。經過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湊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學生，於1872年8月中旬從上海啟航赴美，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頁。

　　到美國后，這些幼童在美國學校上學，住在美國人的家中，他們和行為舉止自然開始變化。容閎積極支持他們參加各種體育活動，支持他們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他們迅速融入美國社會。由於經常運動，開始討厭中國的長袍馬褂，而喜歡穿運動衣，最使幼童感到頭痛的是頭上的辮子，因此有的幼童把辮子剪掉，見清政府的留學監督官員時再戴上假辮子，后來，被清政府官員發現后非常憤怒。

　　對學生們的變化，容閎認為很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此事的其他官員卻認為是大逆不道，雙方矛盾日深。這些官員不斷地向朝廷暗中匯報容閎的劣跡。他們攻擊容閎對學生失職縱容，甚至說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活動是鼓勵學生入各種秘密社會……總之，出洋留學是利少弊多，要求撤回留美學生。一時間朝野對留學事業的攻擊、指責甚囂塵上，沸沸揚揚，朝廷於是決定撤回留美學生。一直蒙在鼓裡的容閎最后才知道對他和留學生的誣告，憤怒異常，但為時已晚，他的種種努力全無用處，清廷最后決定撤回留美學生。從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將近十年的留美學習，終於功虧一簣。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閎教育興國計劃中途夭折，是中國近代化的一次嚴重挫折。容閎以留學為核心內容的教育興國計劃，雖然失敗，但畢竟是中國教育走向近代的艱難一步，是中國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聲。而且，更是后來越來越強勁的“教育救國”思潮的先導，今日提出的“科教興國”，亦可溯源至此。

　　參與維新

　　從1896—1898年間，容閎通過各種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種種興國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設立國家銀行、修筑全國鐵路兩大建議，並有詳備可行的章程和實施細則。

　　留美幼童功敗垂成，對容閎的理想和抱負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不過，在心灰意冷之中，他仍時時關心國事，常為自己報國無門無限惆悵。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身在美國的容閎一直坐臥不安，焦灼地關心戰事，為祖國命運擔憂。他通過關系給湖廣總督張之洞寫信表示願回國效力。

　　張之洞馬上復電，要容閎回國商議。得張電后，容閎把兒子托付給美國朋友照料后便啟程回國，於夏初回到上海。然后他立即趕到南京，拜謁張之洞，向張之洞提出中國行政機關依現代成規，重新組織建設。他的建議說明，他認為中國已到進行制度改革、建設的時候了。然而這些建議不被採納，他於是來到北京，想尋找機會打動朝廷。從1896—1898年間，他通過各種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種種興國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設立國家銀行、修筑全國鐵路兩大建議，並有詳備可行的章程和實施細則。但最后卻因官場腐敗內斗被朝廷否決。他確實想不到清政府已腐敗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錢開道。

　　這時，已有人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危機迫在眉睫，開始進行制度變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登上了歷史舞台。容閎早就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體制、制度問題，只是沒有一個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尋找、依靠洋務派，從辦新式教育入手最后到朝廷制度改造，對朝廷還抱有一線希望。通過洋務派的努力最終失敗，一股要求變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容閎自然與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閎，仍精神煥發積極參與維新運動中去。容閎參加了康有為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的成立大會，對康的主張大表贊同，以后維新派開會他都積極參加，一起商討變法大計。此時康、梁剛登上政治舞台，容已有相當社會聲望，而且與康、梁是同鄉，因此康、梁對他十分尊重，經常征求他的意見。而容的寓所長期成為維新派聚會商議變法大計的場所，幾乎成為維新派的會議室。維新派人士尊稱容為“純老”、“純公”、“純齋”，他們的許多重要建議、奏折和應對策略，都是在此討論產生的。

　　1898年6月中旬，光緒皇帝正式頒發“明定國是”詔書，維新變法正式開始。制度變革必然嚴重觸犯既得利益集團，因此新、舊兩派的斗爭越來越激烈，9月中旬，雙方已經水火不容，最后刀槍相見。9月21日，西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發動政變，維新失敗。光緒皇帝被囚，清政府下令通緝康、梁，殺害“六君子”，嚴厲處罰參加變法之官員。在清廷四處捕人、風聲危急之時，容閎首先想到的是康、梁等人的安危，設法幫他們出逃。容閎是維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緝。這時京城已是一片恐怖。容閎冒險潛逃出京，跑到上海，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

　　走向革命

　　在彌留之際，容閎特別叮囑守候在床邊的長子容覲彤要回國服務，以償他為新生共和國效勞的夙願。

　　想在體制內改革的維新運動失敗后，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開始活躍起來。在這種大背景下，容閎開始與革命黨人接觸。

　　義和團運動期間，容閎積極參加維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劃的用武裝解救光緒皇帝的“自立軍”起義之事。但自立軍最后被鎮壓，容閎也被清政府通緝。此時，容閎實際已從改革走向了革命的邊緣。

　　也是在義和團運動時期，孫中山同樣認為革命的時機已到，作了幾手准備，其中之一是對李鴻章寄予希望，通過關系想策動李鴻章在“兩廣獨立”，成立新政府，並由容閎主管外交﹔同時加緊聯絡會黨，准備在惠州發運武裝起義，與長江流域自立軍起義遙相呼應，武裝割據華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國。為聯絡容閎，他於8月29日來到上海后他才得知自立軍起義已經失敗，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自立軍成員。同時，清政府已經得知孫中山到達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馬上想法捉拿孫中山。9月1日，孫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閎裝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同乘日本輪船“神戶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與孫首次相遇，暢談國家大事，容開始明確支持革命。

　　1901年9月，一些革命黨人在香港開始策劃奪取廣州的起義，決定事成后推舉容閎為政府大總統，但容閎認為應當推舉孫中山為大總統。此后，革命派與容閎密切聯系。雖然革命派的幾次起義全都失敗，但容閎在美仍積極活動，聯絡了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Homer Lea）和財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計劃籌款，訓練武裝力量，支援中國革命。

　　1909年二三月間，容閎向荷馬李、布思提出了一個“中國紅龍計劃”（Red Dragon-China）。該計劃提出支持革命黨進行武裝斗爭，籌款500萬美元、購買10萬支槍和1億發子彈。此后，容閎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孫中山，與容閎通信頻繁。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成功。久臥病床的容閎興奮異常。12月19日至29日，容閎連續寫三封信給革命黨人謝纘泰，熱烈歡呼推翻帝制的偉大勝利。同時詳述了自己對革命發展的觀點。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點重要意見：1.提醒革命黨人警惕“大陰謀家”袁世凱篡奪政權。2.革命黨人要精誠團結，防止內部爭執、互相糾紛，以免陷入“內戰的深淵”。3.如果革命黨人自身不團結、打內戰，“肯定會導致外國干涉，這就意味著瓜分這個美好的國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內容是強調要革命黨警惕袁世凱。第三封信則是熱烈祝賀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表示病愈后想回國看看新中國。

　　雖然去國已久，但從信中可以看出他對國內情況並不隔膜，尤其是對袁世凱可能竊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極有預見性。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第二天便親筆寫信給容閎，誠邀他歸國擔任要職，並寄去一張自身近照。但遺憾的是，命運並未給容閎再次回國、一展宏圖的機會。4月上旬，年老體邁、久病在身的容閎病情更加嚴重。在彌留之際，他特別叮囑守候在床邊的長子容覲彤要回國服務，以償他為新生共和國效勞的夙願。4月21日上午，容閎病情繼續惡化，搶救無效，逝世於美國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結　語

　　容閎的一生，確有其獨特的意義：

　　——他的出現，是中國全球化的最初體現，意味著古老的中華文明將遇到一種新的文明的挑戰、碰撞，並漸漸與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國，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就是“現代化”，容閎是中國現代化當之無愧的先驅人物和重要推動者。

　　——中國的現代化是從經濟層面向制度層面遞進的，因此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便是一個時代、階段被另一個時代、階段迅速取代。前一個階段的進步人物，往往成為后一個階段的保守人物，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守舊力量。現代中國，這種歷史人物不可勝數，因為思想認識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們不能超越自己原來的立場、觀點，然而容閎卻能超越自己曾經參與甚至起過重要作用的歷史階段，決然投身新的歷史階段，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再到維新運動，最終參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敏銳把握歷史潮流和動向，與時俱進，是容閎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特點，在現代中國確實少見。

　　——他的超越性源自隻忠於自己的理想、原則，而不忠於、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團，換句話說，他一直在尋找、利用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發現這種政治力量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現的政治力量更接近於自己的理想，便轉身而去。獨立性與超越性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征，所以容閎無疑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第一人”，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產生的標志。

　　——像容閎這種理性、溫和者最終也一步步走向革命的過程，也是清王朝拒不主動變革甚至鎮壓體制內改革者，因此把許多原本是體制內的改革者推到體制外，一步步自取滅亡的過程。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在列強侵略的背景下展開的，在帝國主義一次次侵略、打擊下，現代中國一直面臨著亡國的危險。愛國、救亡，無疑是近代中國最急迫的任務。面對強敵侵略，特別容易產生兩種“情緒”。一種是充滿激情但卻盲目排外的愛國精神、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在堅決反抗侵略的同時，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絕任何現代文明。將強國不能不引進的任何新事物都堅決反對，實際是誤國。另一種情緒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國的失敗轉而對中國完全失去信心，認為中國反抗、抵抗是沒有意義的﹔或是完全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干脆成為漢奸，賣國求榮。然而，在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容閎的愛國思想、愛國精神卻別有境界，尤其值得關注、發揚。他長期接受美國教育，畢業時中文甚至已經遺忘，對美國的富強有深刻地了解，但他卻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對自己的祖國沒有失去信心。畢業於美國第一流大學的容閎，本可以在美國過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卻毅然返國，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觀念、新知識救國救亡。他的救國理想是充分汲取現代文明成果，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從而國強民富，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面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的愛國精神的實質是愛國而不盲目排外，愛國而開放，充滿愛國激情卻又富於理性，確實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