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在與異質文明或異域文明長期交往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主流的對話模式。其最為突出的特性是包容性，即在承認對方存在的前提下與對方對話，吸收對方的長處，包容對方，崇尚用和平方式進行文明融合。具體而言，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基於夷夏之辯的尊王攘夷﹔二是在王道與霸道雜之的基礎上追求以仁政統一天下的王道理想﹔三是以“協和萬邦”的理念來建立與外國的睦鄰友好關系，緩和文明的沖突。

　　夷夏之辯或夷夏之爭可以說貫穿整個中國古代文明。“夏”象征高雅或先進的文明，“夷”代表野蠻或落后的文明。把華夏文明之外的異質文明或異域文明統稱為“夷狄”或“胡”，當然包括某種貶抑的色彩。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論語·八佾》）在夷夏之辯的基礎上形成的尊王攘夷，其原意是維護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大一統的統治權威，抵御周邊少數民族的武力侵擾。尊王攘夷的實質就是尊崇華夏文明，排斥或抵御夷狄文明，由此而形成一尊一攘的文明對話模式。“攘”雖然也包含武力的抵御，但它根本上是一種防御性的，而非征服性的。從文明對話的角度看，“攘”中有“變”。孟子說過：“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用華夏文明去改變夷狄文明，體現了一種文明的優越感，但同時也體現了一種文明對話的包容性。“攘”不是“滅”。當近代華夏文明遭遇與更強勢的西方文明的對話后，尊王攘夷的模式表面上不得不發生變化，由於武力上不如人，被動挨打，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於是“攘”變成了“用”，也就是尊王“用”夷，或者說就是“中體西用”。在我們看來，“中體西用”骨子裡仍然是尊王攘夷，不過是尊王攘夷模式在新形勢下的變形，文明的包容性仍然蘊涵其中。因為，“西用”的前提必須是對“西”的包容，否則談不上“用”。

　　在儒家思想文化傳統中，夷夏之爭主要是文明之爭而非種族之爭。在孔、孟看來，“文明”或“文化”高於“種族”乃至政體。因此，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上有一個重要現象，“較少有大規模的種族屠殺”，“總體上說，自秦漢至清朝的二千余年，漢民族以其文化自然而然地而非暴力地同化少數民族，乃其主流。”“這一現象在世界史上值得重視。”（李澤厚《論語今讀》）

　　王道與霸道是中華文明在政治對話上的兩個重要維度。“王道”一詞，最早出自《尚書·洪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集中論述“王道”思想最早見於孟子的學說。孟子提出仁政理論，仁政最終指向“王道”，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批評梁惠王與鄰國攀比心態以及好戰思想，指出在國與國的比較或競爭中，本國的君王應減輕人民負擔，遵循自然規律，保護生態環境，使人們豐衣足食，雖死無憾，這就是“王道”。“王道觀”，既可以用來指導國與國的比較或競爭，也可以用來指導文明的對話。在儒學思想裡，“王道”可以抽象為君主以仁義統一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王道”常與“霸道”相對舉。所謂“霸道”，就是以武力統一天下，以暴政安撫臣民。春秋五霸、秦始皇等奉行的就是霸道。

　　有人根據王道與霸道的框架把中國古代戰略文化與外交思想一分為三：即以孟子為代表的“純粹王道”、以荀子為代表的“務實王道”、以韓非子為代表的“霸道”（參看陳向陽《務實王道睦鄰外交》）。其實，孟、荀分別代表了儒家王道理想的兩翼，他們之間沒有根本的差異。如果從文明對話模式的角度來看，王道的文明意義在於其和平性、包容性，而霸道崇尚的是排他性、侵略性或征服性。王道模式的關鍵在於以德服人，故儒家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反對暴力征服，如果“謀動干戈”,則恐“憂在蕭牆之內”。(《論語·季氏》)儒家以仁政統一天下的王道理想實際上確立了文明對話的最高准則“道”。齊宣王曾經向孟子請教：“交鄰國有道乎？”孟子說：“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孟子·梁惠王下》）以大事小曰仁，隱含的是反對以大欺小﹔以小事大曰智，隱含的是小不能妄自尊大，雞蛋碰石頭。孟子這裡確立的“仁”和“智”就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道”（准則），其實也可以作為規模大小不同的文明之間對話關系的“道”（准則）。不管是以大事小，還是以小事大，大小之間都是平等關系，必須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無論是在器物層面（如服飾），還是在觀念層面（如宗教），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對話模式均體現出“仁”和“智”的高明精神。

　　中國文化歷來注重“親仁善鄰”，講求與鄰國的和睦相處。遠古時代，中華大地上眾多部族群居雜處，萬邦林立。先哲明確提出，不同的部族、不同的邦國都應和睦相處。《尚書·堯典》說：“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即和善）。”

　　“協和萬邦”的文明對話模式同樣以包容性為基礎。不同國家之間，不同文明之間要建立長期睦鄰友好關系，必須本著“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態度，才能和平共處，才能緩和文明的沖突。不僅是儒家思想，包括道家和釋家思想均向往安寧、太平的和諧社會或和諧天下。

　　在“協和萬邦”思想指導下，古代中華文明在亞洲建立了一個廣泛的文化認同體系，其中朝貢體制就是通過經濟讓利、“厚往薄來”以達到文化羈縻的成功模式。盡管中華文明的認同體系在清代受到日本和朝鮮的嚴重質疑（參看葛兆光《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東方》），盡管朝貢體制有明顯的中國文化中心主義傾向，過於重義輕利，但它建構的文明對話模式主要是以“協和萬邦”為目的，而不以征服萬邦為目的。“協和萬邦”思想對於處理古代中華文明與周邊異域文明的復雜關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持中華文明長期與周邊異域文明的和平共處，而不是相互消滅。同理，它對於中華文明參與維護當代世界和平也具有積極意義。

　　尊王攘夷、王道理想和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包容性對話模式的三個相互支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共同建構了中華文明在與異質文明或異域文明對話中的價值取向及文化傳統，其中蘊藏的精神氣質和文明特質就是溫和、中庸、非對抗性。正是溫和、中庸、非對抗性導致中華民族在不同文明的交往和融合中能夠兼容並包，使自身的歷史發展具有連續性和可持續性。因此，中華文明史上沒有大規模的種族屠殺，也沒有曠日持久的血腥的宗教戰爭，因此才會出現漢唐文明的燦爛輝煌，出現宋元時期宗教文明包容性的典范城市泉州。當然，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全球化時代，在西強我弱的后冷戰時代，在資源日益枯竭的后工業化時代，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日益殘酷，文明的沖突和對抗也日益激烈，中華民族溫和、中庸、非對抗性的精神氣質和文明特質正面臨著比喪權辱國的晚清和抗日戰爭時期更為艱難的挑戰。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堅持中華文明包容性對話模式，是我們不得不進一步認真思考的重大時代課題。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學院﹔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