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羅蘭之歌》戰爭之畫面英國廣播公司制作的《不列顛史》系列影視《電影和歷史》雜志電影《勇敢的心》演播廣告

　　近30年來，在當代西方日益涌動的大眾文化潮流中，歷史學也開始步出神聖的學術殿堂而成為社會大眾“消費”的重要文化資源。各種有關歷史的通俗文字作品、影視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構成了大眾文化中一道瑰麗的景觀。審視與反思西方的“通俗史學”，對於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眾文化、探求歷史學拓展的路徑，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

　　“通俗史學”之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實與“歷史”的特定意涵與價值密切關聯。早在中世紀封建時代，西方就有了此類“通俗史學”作品。在12世紀的法國，在民間游吟詩人傳誦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騎士武功歌《羅蘭之歌》，就是一首渲染封建騎士之道德情操與無畏勇氣的歷史敘事詩，頗為西歐當時的貴族階層所鐘愛。此外，在中世紀的英國，民間傳說中的凱爾特人抵抗日爾曼人入侵的凱爾特人國王亞瑟王，劫富濟貧的俠盜式英雄人物羅賓漢，都因諸多歌謠、傳奇等作品而為大眾所知曉。到了14至17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通俗史學”也因時代過渡與社會變遷而一度勃發。著名人文主義戲劇大師莎士比亞就撰有《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名作。這些歷史戲劇反映了英國歷史上政治動蕩與分裂，寄寓著反對封建割據與暴君專制、擁護中央集權和明君政治的人文主義理想，深受觀眾青睞。

　　二戰以來西方社會所經歷的一系列巨大變化，為“通俗史學”的滋長繁盛鋪墊了深厚的社會土壤。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西方的“史學文化熱”逐漸升溫。在專業化的學術研究之外，衍生出以滿足大眾需求為主旨的文字、圖象歷史敘事，以及其他相關的娛樂、參觀熱。諸多大眾文字的“文本歷史”與電影、電視中的“視像歷史”以及廣播中的“音頻歷史”接踵而來，聲譽鵲起，吸引了普通百姓乃至歷史學家的共同關注，以至於有學者感嘆，“史學已經被分別描述成新的搖滾樂、新的園藝或者新的烹飪術。”（哲羅姆·德·格魯特：《消費歷史：當代大眾文化中的歷史學家和遺產》，倫敦，魯特勒吉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7頁）

　　二

　　在西方，通俗史學之文字作品常被稱之為“敘事史學”，所涉及的范疇十分寬泛，包括文化史、戰爭史、地方史、科學史、家族史、考古、歷史名人傳記等方面的內容。從事這類作品寫作的人既有新聞記者、民間學者、政治家、戲劇家、小說家，也有研究機構和大學中的專業史家。他們在作品中遠離深奧的學理闡發，擯棄枯燥的論証，以淺顯簡明、生動活潑的方式來書寫，符合社會大眾的欣賞取向。如2000年出版的由英國學者撰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日志》，可謂是十分有名的通俗史學作品，此書分三卷：安東尼·霍爾的《生死諾曼底》，安東尼·肖的《帝國風雲錄》，約翰·戴維森的《天下海戰》。它們以“日志”的敘事方式，對每一天所發生的有關戰爭的情況，如戰爭各方的決策與布局、戰斗事件乃至重要人物的性格、心態及其職務的變動都作了具體描述，並配上了當時留下的大量珍貴攝影圖片，最終以“鮮活”生動而又細致入微的書寫，“復原”了當時宏闊壯觀、鐵血交織的戰爭場景。問世后一時“洛陽紙貴”，暢銷歐美各地。

　　歷史名人傳記在通俗史學中佔據重要地位。在這類作品中，作者通過查詢歷史檔案、文獻、採訪當事者及相關人士等方式，在歷史進程與文化傳統的社會大背景中，將名人的公共活動、私人生活、思想情趣及其事業成敗等細致地描述出來，滿足大眾對名人了解的渴求，或激活大眾對以往的歷史記憶。美國通俗史學作家S.E.安布羅斯，曾經在堪薩斯州立大學和新奧爾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地從事歷史學研究，他的有關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尼克鬆的傳記等，被認為是“通俗史學”最暢銷的文字作品。

　　隨著電子傳媒技術的迅速發展，對歷史的大眾化言說開始借助於眾多現代傳播途徑而進入社會，通過電影、電視、互連網等展示相關歷史現象的圖景。這一趨勢將大眾了解歷史的“文本敘事”模式發展到“影像觀看”模式，由此強化了“歷史”對普通大眾的文化“穿越”力、滲透力與感染力，進一步推動了“通俗史學”的拓展。在電影方面，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諸多西方歷史題材電影接踵問世，出現了諸如《斯巴達克斯》、《角斗士》、《亞瑟王》、《冬獅》、《勇敢的心》、《根》、《巴頓將軍》、《西部開拓史》、《拯救大兵瑞恩》、《丹東》等諸多經典影片。而專業的史學家對這一文化動態十分重視，早在1970年，美國學者就建立了隸屬於美國歷史協會的“歷史電影委員會”，並發行了一份跨學科期刊《電影和歷史》，探討有關歷史題材電影的問題。1988年，一些史學家還在《美國歷史評論》93卷第5期上探討影視和歷史學的關系，並以“影視歷史”一詞，來區別於傳統的“書寫歷史”。1994年，著名的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拉斐爾·撒謬爾更是強調影視對於歷史知識傳播的重要性。他斷定，歷史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知識形式”，為了對之理解，學者們必須尋找大眾的、另類的建構、傳播、延續歷史知識的方法。專業學者的提倡，也是“影視歷史”在當代西方經久不衰的一大原因。

　　三

　　事實上，西方“影視史學”的迅速發展，是依賴於電視這一現代傳媒而展開的。在英國的不少電視歷史頻道中，回顧“真實歷史”的影視片佔據重要位置。如歷史連續敘事片《不列顛史》在2000年9月30日開始由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第一頻道定期播放，內容涵蓋了從遠古到中世紀至近現代英國歷史，其中涉及盎格魯撒克遜人、諾曼人的征服、議會君主制的緣起、光榮革命、維多利亞時代、英帝國以及二戰后的歷史，獲得了大約4300萬觀眾。著名的英國電視第4頻道的名牌系列歷史片，則是由著名的英國憲政史家戴維·斯塔基講述的，其中有“亨利八世”、“伊麗莎白”、“亨利八世與他的六位妻子”，展示了都鐸王朝的歷史風雲。他講述的另一歷史系列片2004年的“君主制”，大約有200萬觀眾經常收看。有學者認為，“影視史學”迅速崛起，“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成為英國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美國電視的歷史頻道側重於演播二戰史，但也極力拓展影視內容的空間。《木乃伊及古埃及奇觀》、《阿茲特克人》、《拜佔庭》、《計算機發明史》、《金字塔外的帝國》、《美國革命》乃至中國的《秦始皇》、《長征》等諸多的歷史紀實片，也都在這個頻道上熱播過。它們以視覺影像和電影話語，來“重現”歷史並言說后人對歷史的認知與理解，激發觀眾與歷史對話的願望，從中獲得諸多啟示。

　　除了上述內容外，按照英國歷史學家哲羅姆·德·格魯特博士的界定，雜志社、博物館、劇場、互聯網站、歷史博覽會乃至游戲開發公司等，都是“通俗史學”流播的地方。不難看出，在西方，“歷史”無疑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暢銷品。持久升溫的“史學文化熱”，使“歷史”從古奧難解、枯燥繁冗的專業研究著述中“破繭而出”，以鮮活飽滿、形象多姿的通俗形式，走進千家萬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將歷史概念化、抽象化的僵化模式，為進一步探討表述和處理歷史現象的方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但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西方“通俗史學”實際上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拜金主義思潮的影響。在一些敘事、影視作品中，“歷史”變成了被生產、被出售、被消費的大眾“商品”，追求“發行效應”、“票房效應”、“收視率”，為此不惜以任意主觀解讀乃至“戲說”的方式來吸引讀者。例如，上文提到的在美國最負盛名的通俗史學作家S.E.安布羅斯的傳記作品，就屢屢受到史學界的質疑。他曾宣稱自己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傳》最初是由這位美國前總統倡議撰寫的。為了撰寫該書，他在艾氏1969年去世之前就與艾氏密切交往，相處了數百個小時，由此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資料。但有學者通過對相關材料的查實發現，他隻不過與艾氏來往過3次，相處的時間不超過5小時。還有一些學者揭露他的有關尼克鬆和二戰的6本著述存在著不少剽竊。為此，安布羅斯及其相關出版商還作了公開道歉。針對通俗史學的這種功利化、商業化趨向，不少專業史學家憂心忡忡，奔走呼號。哲羅姆·德·格魯特博士就認為，作為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通俗史學對“學術的史學”有著負面的影響，“遺產消費主義將會是一種不確定的、潛在的破壞力量”。英國著名的社會史學家帕特裡克·倔斯更是大聲疾呼，“歷史不是商品”，不能任意生產、出售與消費。

　　四

　　當代西方“通俗史學”的勃興，再次彰顯了歷史學“鑒古知今”的價值功能及其在建構大眾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它也給歷史學本身的發展提出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大問題。作為人類文明傳承紐帶、民族精神之載體、治國安邦之經驗寶庫與人生道德、智慧源泉的“歷史”，不應該“塵封”或“禁錮”在學者的書齋、以深奧冗長的書寫方式表述出來，而應該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來加以描述和展示，成為滋養與愉悅大眾的文化食糧。既然如此，通俗史學作品就須講究趣味性與藝術性，讓受眾在生動活潑的話語表達與圖象演示中獲取歷史知識。因此，對於這類作品，應該著眼於其積極的社會文化效應，對於其中的話語“變異”與藝術加工，要有較大的寬容度。不過，也應該看到，通俗史學並非源自於純文學作品或純藝術想象，如果偏重於表現形式而忽略歷史事實，必定要歪曲和虛構歷史，淪為追求商業利潤或刻意迎合受眾的“媚俗化史學”。這種境況，將極大地淡化歷史學特有的價值與功能，消解社會大眾對歷史的求知欲望，最終必定會把通俗史學引向以調侃娛樂來“消費”歷史的死胡同。隻有避免商業化、媚俗化的傾向，通俗史學才能不斷走向成熟，在大眾文化中發揮其積極的思想效應。要做到這一點，從根本上還得依賴於“學術的史學”的長足進步。因此，歷史學家不僅應該介入歷史知識的大眾化與普及化，更應該潛心學術，不斷地探求諸多的歷史“真相”及含蘊其中的歷史法則與規律，從而為通俗史學的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學術基礎。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