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地頻現“拆遷”引發的社會事件，人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祖祖輩輩居住的房屋、村落。另外，數以萬計的大學畢業生涌入一線城市，“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不願意再回到父輩們靠山吃山的地方去生活。那麼，這些現象反映了人和環境之間怎樣的關系？又有哪些因素可以影響到這種關系？從環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或許會讓我們有另外一番思考。

　　地方認同關注人的認知層面

　　環境心理學認為，人與環境之間存在一種關系。人們居住在一個地方，就會在這個地方貯存下情感和關系，便會賦予這個地方某種意義。人和地方這種交互的關系稱為人地關系（human place relationship）。

　　在人地關系中，“地方”不僅具有地理上的含義，還有人文、社會心理的內涵。美國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夫（Yi-Fu Tuan）指出，“地方”的主要功能在於促使人們產生歸屬感和依戀感。與地方相對的概念是“空間”，空間是可以用矢量精確表達出來的，特指地理位置和物質形式等，但是地方則包括了物理環境、人類活動和心理意義等三種成分。其中，“心理意義”比其他兩種成分更難以把握和確定，因此也更為重要。也就是說，在環境心理學對“地方”的定義中，心理元素是其重要而獨特的成分。人們在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心理感受，這是因為人們曾經在此有過經歷和記憶，地方的心理意義即存在於此。

　　“地方認同”是人地關系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普羅夏斯基（Proshansky）根據人的自我與物理環境之間的認知聯結理論，認為地方認同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是通過人們意識和無意識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價值觀、目標、行為趨勢以及技能等的復雜交互作用，從而確定的與物理環境有關的個人認同。1983年，普羅夏斯基（Proshansky）又指出，地方是人的自我認同的功能性成分，是“客觀世界社會化的自我”（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柯貝拉（Korpela）則認為，人們對地方的認同是積極的自我調控的產物。可見，地方認同關注的是人們在認知層面與地方的聯系。人們將“地方”納入“自我”的認同結構中，“地方”就成了“自我”的一部分。褒貶一個人所認同的“地方”，就相當於對他的“自我”進行了褒貶。

　　地方認同產生於地方依戀之后

　　現實中，一個人可以依戀一個地方，而並不認同自己屬於這個地方﹔反之亦然，如有些人對一些地方有高認同，但卻沒有高依戀。這說明地方認同不同於地方依戀。地方依戀主要是指人與環境之間形成的情感性聯系，如人們更喜歡呆在某個地方，在其中感到舒適和安全。

　　為了厘清地方認同和地方依戀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有研究者試圖探究在心理層面上兩個概念發展的時間順序。科尼茲（Knez）等認為，地方依戀產生於地方認同之前，人們對居住地依戀越強，對地方就越認同。韋斯特-海伯（Wester-Herber）的研究結果表明，自願或非自願改變居住地會對人們的地方依戀產生顯著的即刻效應，並不改變人們對過去居住地的地方認同。隻有在與環境長期交互作用后，個體的認同中才會逐漸納入對新居住地的認同。在一些研究中，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相關很高，但赫爾南德斯（Hernández）認為，這些研究中地方依戀和地方認同之所以存在重疊，是因為研究者使用了同質樣本。他的研究採用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兩種不同居住類型的樣本，結果顯示在非原住民中，地方依戀的確發生在地方認同之前。

　　原住民的地方認同水平高於非原住民

　　影響地方認同的因素有很多。普羅夏斯基（Proshansky）等人認為，地方認同的實質結構特性（包括其認知內容及其相關因素）會隨著性別、年齡、社會階級、人格及其他個體特性而變化。

　　“居住”能夠促進個體發展在當地的社會關系，從而在一個地方長期居住能夠加強對該地的地方認同。拉利（Lalli）的研究表明，本地出生居民比外遷入住居民的認同度更高，而與居住時間長短無關。德·布萊斯（De Bres）和戴維斯（Davis）對美國堪薩斯河沿岸的節日與當地居民地方認同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各種節日會促使人們對當地社區產生積極的認同。因此，居住滿意度與地方認同有著顯著的相關。戈斯泊迪尼（Gospodini）的研究認為，在后現代、多種族、多文化的社會中，城市空間的創新設計也可以有效地促使人們產生地方認同感。

　　然而，有一些事件則會破壞人們與地方之間的認同關系。當被迫搬遷的時候，人與地方之間的聯系便受到威脅，人們會產生地方失去感（loss of place），這種心理上的感覺往往伴隨著自我喪失感（loss of self），從而引發強烈的心理反應，地方認同就會明顯下降。福利羅（Fullilove）曾討論了“異地安置”的心理結果。異地安置是由於災難性事件，如戰爭、殖民化、飢餓、自然災害、窮困等，而使個體或社區搬遷到原居住地以外的地方。這類事件的發生也會破壞人們心理上的地方認同感，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原居住地遭到毀壞，人們必須異地安置，他們的生活環境發生很大變化，而很多人在情感上一時都很難接受這種“變化”。

　　地方認同可正向預測居住滿意度

　　西方學者對於地方認同造成的影響結果也做過多方面研究。卡魯斯（Carrus）等人的研究顯示，積極的地方認同能夠預測人們對自然保護區的支持態度﹔赫爾南德斯（Hernández）等也發現，地方認同會影響人們對當地環境的態度。羅森鮑姆（Rosenbaum）和蒙托亞（Montoya）的研究表明，少數民族消費者更願意去那些熟悉的場景購物，這類消費環境具有更高的地方認同，會引導出更強的消費動力。萊薇卡（Lewicka）通過量表施測發現，在波蘭某城市中，因為缺少地方認同而導致當地居民出現了嚴重的民族主義偏見。弗勒裡-巴希（Fleury-Bahi）等人則認為，地方認同對居住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

　　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反映出中國人的認同結構中緊緊包含“居住環境”這一部分。地方認同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這種傳統觀念及其相聯系的行為。2009—2011年，筆者對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居民（樣本量n=1793）的城市認同水平進行研究后發現，如果籍貫與居住城市所在地屬於同一個地區，人們的居住城市認同水平就會較高﹔居住年限越長，居住城市認同水平越高﹔相比沒有購房而租住房子或住公司宿舍的人而言，有自己住房者對居住城市的認同水平較高。城市認同水平會影響到人們的生活幸福感，認同水平越高，生活幸福感水平也越高。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曾說過，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二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帶來的社會變化將是巨大的，因為會有大量人口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居住，甚至流動到不同的居住地，因而人與環境之間的情感聯結關系將會逐漸改變、弱化甚至被割裂，人們對地方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也將受到影響，由此產生的管理問題和居民社會心理問題需要引起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