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專用文體。明清兩代的鄉試、會試最重要的測試內容，是要求士子依照嚴格的程式闡釋儒家經典。由此形成的考試專用文體通稱“制義”，此外還有制藝、時文、時藝等名稱。至於“八股文”，雖是因制義的結構與寫法而來的一種俗稱，卻最為現代讀者所熟悉。

　　不宜情緒化地批評八股文

　　熟悉“八股文”這一名稱，並不意味著熟悉八股文。相反，社會上存在著不少因知之不深而引起的輕視或誤解，最大的“冤案”莫過於將八股文視為導致近代中國落后挨打局面的罪魁。

　　晚清官員張亨嘉曾有一段關於中西學問優劣問題的牢騷話：“中國積弱至此，安有學？即有學，安敢與外人較優劣？假而甲午爭朝鮮，一戰而勝日﹔戊戌援膠州，再戰而勝德。諸夷跂足東望，謂中國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舉，歐美各邦將有效吾楷摺、八股而立中華學堂者矣！”因不滿時論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攻擊，轉而一口咬定科舉、八股絲毫不需要對近代中國的積弱負責，這當然是憤激之言。

　　從救國保種的需要出發，調整八股取士的制度是歷史趨勢。光緒三十一年（1905），晚清政府明令廢止科舉制度，八股文自此成為明日黃花。這種調整無疑是明智的，但我們今天回顧張亨嘉的牢騷，分明感受到當時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批評也存在偏激之處。無論是過分夸大八股取士制度對中國積弱局面的責任，還是完全抹殺八股取士制度的合理成分，都是至今猶存的傾向。由此不難想見百年前八股取士制度批評者的情緒化、極端化現象。

　　在科舉制背景下考察“無用”與“有用”

　　評判八股文的“無用”和“有用”，必須聯系科舉制度作考察。科舉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文官考試選拔制度，與此前的世祿制、九品中正制等選舉制度相比，其更為公平、有效。考試要有相對固定的內容、形式，明清兩代八股取士的制度設計即源於此。

　　自然，八股取士的制度設計存在缺陷。科舉時代，人們對八股取士有效性的質疑主要有兩種：其一，八股文承載的是對儒家經典的闡釋，以這種“學問”作為考選官吏的統一標准，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但由於傳統社會未能提供更具優勢的“學問”來替代它，這種質疑無法動搖八股文的地位。其二，即使八股文所承載的“學問”是重要的，能否根據八股文考察士人“為學”的動機以及真正的施政能力，從而選拔出德才兼備的官員？但選拔失效的情況又是任何大規模實施的考試都難以避免的。因此，盡管在科舉時代對八股取士有很多批評，朝廷仍堅持實施。

　　人們所批評的八股文形式呆板僵化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八股取士制度的派生性缺陷。八股文源出宋代的經義，其特點是“明白切實”﹔明初的八股文也與宋代的經義相去不遠，“惟以明理為主，不以修詞相尚”。從開國到成化、弘治的一百多年間，八股文多是較簡單而朴實地引用朱熹等對於經書的傳注，作者的技巧並不豐富，考官的標准也不如后世嚴苛。然而八股文作為國家考選官員的依據，天下士人心力匯集於此，自然會推動八股文技藝的提高，也會促使選拔標准的提高。歷史地看，可以說，八股文形式的呆板僵化，是考試組織者的標准化要求與應考者的技巧性追求交互作用的結果。過於僵化的形式，過於復雜的技巧，並非制度設計者的本意﹔而在八股文發展過程中凝固下來的一些形式與技巧，又往往內在地符合邏輯與修辭的需要。這一切又遠非“呆板僵化”四字所能概括。

　　其實，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但唐人趙匡對詩賦也有“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的批評。評價八股文時應考察它的整個文化背景。八股取士制度，著重考查士人對儒家經典的掌握，而儒家經典很大程度上是綜合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社會知識﹔為了寫出“熔經液史”的八股文而進行的長期訓練，可以說屬於典型的通識教育。這種教育並不強調直接培養出具體的職業技能，但由此形成的較高文化水平和學習能力，往往可以轉化為較強的社會適應力。這一點正是八股文的“有用”之處。

　　當然，此教育和選拔制度必定會造成一定比例的“失敗者”，包括無法適應八股文寫作的人士，也包括僅能掌握八股文寫作的人士。而且，此教育和選拔制度更適合於分工程度和流動性較低的社會，特別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在此社會環境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隻能以向“仕”轉化為目標。一旦工業社會帶來新的社會分工體系，一旦出現自然技術科學知識的爆發性增長，此教育和選拔制度都會顯現出不適應。

　　明代以來，隨著教育普及程度日漸提高，知識分子的總量大大超出社會所需要的官吏數量，社會原應鼓勵知識分子向工商業等行業分流。中國沒有走向這條歷史道路，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仍以皓首窮經、鑽研八股為唯一正業。之所以如此，與固有文化中缺乏支撐變革的思想資源有關，更與專制社會的政治需求有關。對專制政體來說，八股文教育和選拔制度帶來的意識形態建設效果，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從八股文本身看其“有用”

　　站在工業社會的立場上省視八股文，借著鴉片戰爭以來歷史帶來的“后見之明”來評論八股文，我們很容易清晰地看到八股文的歷史局限。但是，我們同樣需要進入生動的歷史情境，以期獲得“了解之同情”。

　　明代是八股文形成到成熟的時期，無體不備，名家迭出，對於八股文研究來說，具有標本意義。隻要克服誤解和偏見，一般讀者也可以從八股文中汲取獨特的滋養。清初學者何焯稱：“合天下聰明才辯之士治一事，得之則身顯名立，不得則身晦名沒，然而無一精者，未聞也。窮畢世之力攻一藝，父兄勉其子弟，師摩切其徒，然而無一長者，亦未之聞也。至於閱三百有余歲，英雄豪杰樹功名、釣祿位，舉出其中，而謂是為卑卑不足道，果通論乎？”

　　優秀的八股文作品，在寫作技巧與思想內容方面都有值得借鑒之處。如《明代八股文編年史》中收錄的成化、弘治間名家蔡清“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題文：“不惑，固明諸心也，未及一原也，又十年而五十，而義理之所自來、性命之所自出，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知天命，固與天通也，或未合一也，又十年而六十，則聲入心通者，若決江河，莫之能御矣。吾未七十，猶未敢從心也，從之猶未免於踰矩，未與天一也。自六十而又進焉，然后天即我心，我心即天，念念皆天則矣。吁！始而與時偕行，終而與時偕極，聖人之學蓋如此。”短短數行文字，將為學的次第分疏清晰，揭示出“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的精義，確實不愧名作。書中收錄的黃淳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二句題文寫道：“天下勉強之聖賢，終勝於自然之眾庶，循理處善，一念可以有群生﹔天下篤實之學問，尤勝於高明之性資，致行設誠，匹夫可以容天下。”鏗鏘有力，頗有訓戒意義。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