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我國對典籍文獻新資源的利用和開發首先開始於考古出土新文獻的發掘、整理和研究，上世紀50年代以后特別是80年代以后又擴展到傳世典籍文獻新資源的搜集、整理與開發。考古出土新文獻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的對象就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近代考古新材料的“三大發現”或曰“四大發現”。稱三大發現者通常指商周甲骨文、戰國至西晉簡帛文字、十六國至宋初敦煌文書（包括吐魯番文書）﹔稱四大發現者則加上屬於宋遼夏金元時期的黑水城文獻。傳世典籍文獻新資源的搜集、整理與開發的對象主要是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徽州文書、清水江文書以及巴縣檔案、南部縣檔案、河北獲鹿檔案等等。經過近百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我國學術界、出版界在文獻新資源的整理、開發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出版了一系列標志性的大型文獻資料編纂成果，對文獻新資源整理與開發涉及的范圍之廣、種類之多和數量之大，幾乎涵蓋了傳世典籍文獻和考古出土文獻的各個方面，從而形成了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整理出版新文獻的高潮。不過，在目前已出考古新文獻基本整理完畢（仍有一批正在進行中），各地古代公私檔案（包括民間散存的各種文獻）正陸續進入相關地區、部門研究者視野或已著手整理，普遍認為除了將來考古新發現之外已無大宗新材料新文獻發現空間的情況下，筆者提請學界同行注意：我們還有一筆非常豐厚卻基本不為人所知而處於待開發狀態的文化遺產和文獻資源，這就是蘊藏於我國傳世典籍文獻中的公文紙本文獻。

　　所謂公文紙本，在版本學界和目錄學界通常稱為公文紙印本，也稱公牘紙本、文牘紙本、官冊紙本等，是古籍刻印本的一種特殊形態，專指宋元明時期利用官府廢棄的公文檔冊賬簿（包括私人書啟等寫本）紙背刷印的古籍，亦即古人利用公私廢舊紙張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不過，筆者認為，對“公文紙印本”概念的使用還需要有一個補充說明，即除了“公文紙印本”之外，還應該有“公文紙抄本”的概念，即古人利用公私廢舊紙張背面抄寫的古籍，公文紙抄本雖然極少，但畢竟存在（詳下），應視為“公文紙本”之一類。

　　現存的公文紙本最早為宋代，元明時期相對較多，清代很少見。傳世公文紙本的數量，周廣學先生《古代的公牘紙印書》一文所列有16種（《圖書與情報》，1991年第3期），日本學者竺沙雅章先生《漢籍紙背文書研究》一文曾就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和日本在內的所見所知做過統計，共計35種，其中，宋代9種，元代9種，明代17種（《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十四）。竺沙雅章先生的統計並不全面，筆者曾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載進行過不精確的統計，發現宋元明時期的公文紙印本遠不止35種，各朝公文紙印本累計至少達64種之多。而瞿冕良先生在《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一文（《山東圖書館季刊》1992年第2期）中更是羅列出各代公文紙印本81種，另外還列出公文紙抄本15種，總計96種。這仍然不可能是現存公文紙本的全部，例如沈津先生《明代公文紙抄本二種》和《公文紙印本〈重刊並音連聲韻學集成〉》兩文介紹的公文紙印本《重刊並音連聲韻學集成》和公文紙抄本《明文記類》、《觀象玩佔》（沈津兩文見《書林物語》，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9月），這三種印本和抄本即不在瞿冕良先生的統計之列。由此推測，古代公文紙本的總數超過100種應無疑義，估計至少應有一百幾十種左右。

　　因為現在缺乏古代公文紙本的總數統計，公文紙本所包含的古代公私文獻的總量不得而知，但我們不妨做一個大致推測。按現存公文紙本總數100種推算，如果每種約略相當《宋人佚簡》所含公私文檔780頁左右，則公文紙總數100種本應含公私文檔約在78000面左右﹔如果每種約略相當《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所含文檔109頁左右，則公文紙本總數100種應含公私文檔11000面左右。《宋人佚簡》屬於篇幅相對較大的公文紙本，《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屬於篇幅相對較小的公文紙本，二者相加除以二，則100種公文紙本所含公私文檔的平均總數應在44000面左右。我們知道，專家們估計敦煌文書總數約有58000多件，吐魯番文書總數約有42000件，黑水城文獻約有20000件左右（當然，我們這裡說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和黑水城文獻的“件”，與公文紙本的“頁”即“面”有所不同。有的“件”可能包含多個“面”，例如黑水城文獻20000件，白濱先生估計其頁數應在15—20萬面之間）。可見，公文紙本所含公私文檔總頁（面）數雖然不能與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和黑水城文獻相提並論，但其數量之大仍足以堪稱是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和黑水城文獻之外的又一大宗歷史文獻。

　　公文紙本所蘊涵的文獻在來源上與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和黑水城文獻明顯不同。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和黑水城文獻屬於考古出土文獻，公文紙本則屬於傳世文獻的一部分。不過，公文紙本又與一般意義上的傳世文獻不同。如果說傳世文獻包括以古籍形式流傳的文獻和以公私檔案形式流傳的文獻兩大部分的話，那麼，以古籍形式流傳的文獻和以公私檔案形式流傳的文獻，均為藏者和讀者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或研究，包括著錄、閱讀和使用，屬於人們已知或曰已經開發、利用的傳世文獻。而公文紙本則因為屬於冊子線裝形式的古籍的背面文獻，古籍由於線裝裝訂的緣故不能或不宜輕易打開，因此其背面文獻內容不為人知或知之甚少。所以，它在相當程度上屬於人們未知或曰未被開發、利用的傳世文獻。公文紙本雖形式上屬於傳世文獻卻在性質上類似於考古新發現的新文獻，而其總量又僅次於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和黑水城文獻的規模，這便是我們將其稱為傳世文獻最后一座待開發的富礦的原因所在。

　　公文紙本文獻作為一種文獻資源富礦，目前的利用或曰開發極其有限，筆者所知僅有兩種。一種是出自黑水城文獻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該文獻屬於考古出土的文獻，與傳世古籍保存的公文紙本在來源上有所不同），一種是根據宋代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背書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簡》。《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本是宋代西北邊境鄜延路地區（今延安地區）軍政活動的原始記錄和公文檔案，共109頁，涉及兩宋之際政治軍事活動、陝西戰場宋軍的軍事建置、陝西駐軍司法活動、軍人日常生活和管理及宋代文書制度等方面內容，后落入西夏之手，其背面被用來印刷西夏文刻本《文海寶韻》，原書今藏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后影印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筆者於2006年申請並獲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撰著而成《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一書，200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宋人佚簡》系拆自宋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王文公文集》即王安石文集，現存殘帙兩部，一在日本，一在中國（藏於上海博物館）。在日本的一部為普通印紙，在中國的一部為公文紙印本。中國的這部印本現存72卷（原本應有100卷），共900余頁，其中大部分是用公文紙刷印，達780余頁。這些舊紙原是南宋時期舒州的廢舊公文檔冊和舒州知府向汮等官員文人的書啟，時間范圍在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至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之間，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宋人佚簡》為名影印出版。該書分裝為五大冊，包括“書簡”和“公牘”兩大部分。書簡分裝於前四冊，涉及60余人（其中見於史籍的人物達20余人），計300余通，內容為官員、文士之間交往、酬酢的書啟，間或涉及公務處理等。公牘集中於第五冊，為紹興末隆興初舒州的官府公文，計有127頁，分屬53件公文，內容涉及南宋初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個方面。這些資料既是研究宋代州級官府行政制度和公文制度，特別是酒務行政管理制度的細節資料，還是研究宋代財政史和經濟史的第一手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正如《宋人佚簡·編后記》所說：其“內容之豐富和可貴，無異打開了一座宋代文化遺藏的寶庫。”

　　公文紙本具有獨特的文化和史料價值。周廣學先生《古代的公牘紙印書》一文曾將公文紙本的價值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考定古籍版本的依據”﹔二是“研究古代紙張的珍貴實物”﹔三是“研究古代刻書情況的重要參考”﹔四是“公牘紙上原有的文字，也是研究歷史的良好實物資料”。可以這樣說，公文紙本具有正面為古籍刻本內容，背面為原始文獻內容的雙料價值，公文紙印本相對於一般古籍版本更加珍貴。特別是宋代刊本傳世極少，而通過宋代刊本以實物形態保存至今的公牘私啟尤其少之又少，由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簡》，正面是“宋代文獻”，背面是“珍本古籍”，“兩者均系稀世之品，可譽為‘國寶’”，充分展現了公文紙印本作為一種特殊古籍版本形態所具有的雙料文獻文物的價值所在。李偉國先生《紹興末隆興初舒州酒務公文研究》一文的認識更深刻，曾稱公文紙本所承載的公文檔案，“從文獻角度說，如公牘之類的實物，未經任何刪汰概括加工，比方志、會要、法典、編年史、雜史、正史等原始得多”，“即使片紙隻字，亦被珍同球（珠）璧”。

　　總而言之，公文紙本文獻是我國傳世典籍中一座極具珍貴價值、富於開發意義而又亟待發掘的文獻資源富礦。1991年周廣學先生即呼吁：“現在存世的公牘紙書已為數不多，公牘紙書對於今天的學術研究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應當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20年過去了，筆者願意在此響應周先生的疾呼：吁請學術界、版本目錄學界和圖書館學界的朋友關注傳世文獻最后一座待開發的富礦——公文紙本文獻！

　　（作者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石家庄市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