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30年間，隨著文學翻譯研究領域“文化轉向”的趨勢日趨深入，更因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與中國詩歌的獨特魅力，中國詩歌的翻譯與傳播已開始進入西方主流文化。

　　中國詩歌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與傳播已歷經幾個世紀，但重心落在古典詩歌上，有關新詩的譯介相對來說起步晚、影響弱。

　　中國新詩的譯介與傳播

　　最早的中國新詩英譯本為哈羅德·阿克頓（Harold Acton）和其學生陳世驤合譯的《中國現代詩選》，1936年在倫敦出版，隨之是白英（Robert Payne）英譯的《中國當代詩選》（1947年）。在美國，許芥昱編譯的《二十世紀中國詩選》（1963年），閔福德（John Minford）和宋祺編譯的《山上的樹》（1984年），葉維廉編譯的兩部中國新詩選集《中國現代詩歌：1955—1965》（1976年）、《防空洞抒情詩：中國現代詩歌，1930—1950》（1992年）等著作，可謂是英譯中國新詩的裡程碑式譯本，改變了以往英語世界翻譯與傳播中國詩歌重古詩、輕新詩的局面。然而，許多重要的英譯本沒有收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出現的中國新詩作品，例如，愛德華·莫林（Edward Morin）編譯的《紅色杜鵑花》（1990年）、奚密（Michelle Yeh）編譯的《中國現代詩選》（1992年）、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編譯的《風暴之后：中國新詩》（1994年）都存在這樣的缺點。而個人詩集的英譯大多集中於朦朧派詩人的作品。

　　王屏編譯的《新一代：中國當代詩選》（1999年）開始重點關注朦朧詩之后出現的新一代詩人的作品。張耳與美國眾詩人合作英譯的《別處的集結：中國當代詩選》（2008年）、海岸與英美詩人合作翻譯的《中國當代詩歌前浪》（2009年）則將目光轉向，聚焦於90年代以來的作品。2012年，由楊煉選編，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霍布恩（Brian Holton）等英譯的中國當代新詩選《玉梯》由英國著名的血斧（Bloodaxe）出版社出版，相信會給西方讀者帶來更大的驚喜。

　　從“玉書”到“玉梯”的文化傳統

　　據楊煉透露，“《玉梯》這部詩選的立意在於達成中英詩人間的深度交流，在思想上和語言上，必須傳達出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特征：觀念性和實驗性”。“我們刻意用極端的原創，挑戰極端的翻譯——不是空談詩歌的可譯與否，而是由原作設定美學要求，不容不可譯的可能！”事實上，當聽說楊煉及其中外編譯合作者將他們英譯的中國當代詩歌選集命名為“玉梯”時，筆者不禁為他們這一構思暗暗叫絕——自覺地將中國新詩的翻譯歸入西方對中國詩歌譯介與傳播的文化傳統中。顯然，《玉梯》試圖攀越《玉山》（The Jade Mountain）這部美國詩人賓納（Witteer Bynner）翻譯《唐詩三百首》的英譯經典，抵達《玉書》這一西方譯介中國詩歌的源頭。

　　《玉書》（Le Livre de Jade）是法國貢古爾學院女院士茱迪·戈蒂葉（Judith Gautier）與其中文教師丁敦齡合作翻譯的中國古詩集，因其優美的法文成為“世界級的經典”，對歐美文化界產生巨大影響，后被譯成歐洲多國文字，出版了幾十個版本，更多次被轉譯成英文。這些從法文譯本轉譯而來的英文譯本，為中國古詩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與接受鋪平了道路，《玉書》隨之也成為“美國本土化中國詩歌文學小傳統”的源頭。

　　鐘玲認為，這個本土化中國詩歌的文學小傳統在美國文學上的成就規模不大，但卻是實在的。第一，有些中國古典詩的英譯本身已成為英文創作的經典，包括龐德（Ezra Pound）翻譯的李白《長干行》、王紅公（Kenneth Rexroth）翻譯的30多首杜甫詩以及斯奈德（Gary Snyder）翻譯的24首寒山詩。第二，這些詩歌對美國一些作家、知識分子的思想、生活產生影響，成為促成他們生命中重要轉變的因素之一，如影響一些美國作家去接近大自然或回歸田園生活。第三種成就表現在中國文化對美國作家創作產生的影響上，使美國詩歌無論在內容或表現手法上都有新的呈現，具備了新的風貌和美感。可見，近30年間，隨著文學翻譯研究領域“文化轉向”的趨勢日趨深入，更因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與中國詩歌的獨特魅力，中國詩歌的翻譯與傳播已開始進入西方主流文化。

　　中西譯者需要真誠合作

　　八十余年中國新詩英譯史，乃至幾個世紀的中國古典詩歌英譯史都表明，成功的翻譯離不開中外詩人間的真誠合作。無論是早期理雅各（James Legge）與王韜合作翻譯《詩經》、賓納與江亢虎合作翻譯《玉山》，還是后來的譯者如楊憲益夫婦、王紅公與鐘鈴、羅郁正與舒威霖、丁祖馨與拉菲爾等，都是絕佳的例証，為中外合作英譯中國詩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示范與啟示。2008—2009年間，筆者也曾編譯出版過一本《中國當代詩歌前浪》，以漢英雙語形式呈現當代中國新詩的風貌。全書約二分之一的英譯出自英語世界的學者、詩人、翻譯家，如霍布恩、柯雷、戴邁河、西敏、梅丹理等人之手，余下部分先由筆者提供英譯初稿，再與旅居上海的美國詩人徐載宇合作完成。通過中西譯者的合作，使得本書在歐洲順利出版，並進入當年的德國漢堡國際書展與比利時安特衛普國際書展。

　　經歷了近兩年的譯編工作，筆者深刻地體會到霍布恩在英譯楊煉《同心圓》時的那番感言。他寫道：“要想提高漢英文學翻譯的質量，唯有依靠英漢本族語譯者之間的小范圍合作。漢語不是我的母語，我永遠無法徹底理解漢語文本的微妙與深奧﹔反之，非英語本族語的譯者，要想將此類內涵豐富的文本翻譯成富有文學價值的英語，且達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絕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協力，何患而不成？”

　　在西方漢學界，不少學者頗為推崇中國當代詩歌在世界文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柯雷曾說：“首先，中國當代詩歌創作已經繁榮到我無法用簡單的語言來描述，它的色彩不是紅的、藍的這樣單色調的，而是多彩的﹔早期的朦朧詩尤其值得一提，這些詩歌中特有的意象手法是我們這些外國人最感興趣的﹔另外，中國詩歌有著與其他國家詩歌一樣的特點，那就是這些詩歌反映了詩歌產生的那個年代的一切，我們把這些詩歌同它的時代和地域聯系起來，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文化和發展。通過中國詩人的作品，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的過去、現在，特別是看到了中國的發展。”

　　總之，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各國文化交流日趨頻繁，中國新詩英譯的前景更值得期待。目前，中國新詩的外譯工作方興未艾，但從事這項工作的詩人、翻譯家太少。在此筆者呼吁全國社科規劃部門將中國詩歌外譯工作納入國家社科基金規劃中，激勵更多的年輕才俊參與其中。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外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