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人文社科領域做研究，很重要的一點是保持自己的人生豐富多彩。人們最初著手研究的領域之間的細微不同，可能導致最終研究領域的巨大差別。攻讀博士階段所掌握的學習方法和研究技巧可以為你的學術生涯提供有力的支撐，你會面對新的問題、新的挑戰，你會閱讀到新的文獻和資料﹔同時，你也可以做出新的研究成果。

　　當我們想要預測未來新聞事業的發展方向時，必須回過頭來，認清新聞事業本身是如何被界定的，而這個界定源於數個世紀以前，根植於新聞事業的歷史之中。

　　全球化時代，伴隨著新興媒體出現的，一方面是新鮮及時的新聞報道，滿足了人類對於信息和知識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則是浮躁、虛假的新聞報道，混淆視聽，制造輿論恐慌。在此背景下，作為新聞學研究的學者，馬丁·康博伊主張，“必須將歷史的沿革融入到科技的發展中，才能更全面地認識到新聞事業的內涵和意義”。他同時也就當前新聞學的熱點問題、新媒體時代的全球化與本地化以及東西方學術文化交流等話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1 豐富的人生閱歷充實學術研究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一位執教於新聞學院的教授，但是我發現您有著很強的語言學教育背景，卻從沒有就讀於任何一所新聞學院。請問什麼原因使您開始從事新聞學研究工作？

　　馬丁·康博伊（以下簡稱“康博伊”）：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要從我的個人經歷談起：我的第一學歷是現代語言學專業（Modern Language），並且在之后的十余年時間裡一直在學校執教這門課程。后來，我開始在世界各國游歷，曾在非洲教學，又到了當時的東德。我一直對不同語言背后所隱藏的文化因素保持著濃厚的學術興趣。當我在德國的波茨坦大學工作的時候，柏林牆剛剛倒塌，學校讓我開設一門新的課程，通過對來自原東德的學生解讀報紙新聞，讓他們理解英國的社會和生活狀況。以此為契機，我開始著手研究英國的報紙，沒想到這門課程就成了我未來職業的發展方向。我不能說僅僅是因為一門課程就決定了我現在的研究方向，因為通過媒體來了解一個國家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關注電影、雜志、報紙等媒體的發展，所以通過報紙新聞向非英國學生講述英國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對我來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五年后我回到英國，就開始執教新聞學研究方面的課程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 那麼是否可以說，您在成為新聞學研究者之前就已經對新聞媒體有了一定的研究興趣？

　　康博伊：是的，可以這麼說。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專業領域轉換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現什麼困難？

　　康博伊：我並沒有感覺到有特別的困難之處。在人文社科領域做研究，很重要的一點是保持自己的人生豐富多彩。人們最初著手研究的領域之間的細微不同，可能導致最終研究領域的巨大差別。攻讀博士階段所掌握的學習方法和研究技巧可以為你的學術生涯提供有力的支撐，你會面對新的問題、新的挑戰，你會閱讀到新的文獻和資料﹔同時，你也可以做出新的研究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可否講述一下在德國的工作經歷對您后來在英國的工作有著哪些方面的助益？

　　康博伊：在德國的工作經歷中，有一點特別需要提出，我體會到了學校資源的重要性：我在波茨坦大學的時候，學校缺乏足夠的教學和研究資源——他們沒有報刊資料庫，沒有文獻數據庫等﹔當我回到英國的時候，發現各大學和學術機構的資料庫相當完善。這種對比讓我深刻體會到了研究資源的重要性，使我在后來的工作當中也比較注意學院在這方面的建設。

　　2 歷史與科技共同推動新聞事業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報》：據報道，您是英國唯一被授予新聞史教授頭銜的人。就您看來，歷史研究在新聞學研究領域有怎樣的地位？

　　康博伊：科技的發展推動著人們的研究工作。過去如果我要研究十年前的報刊資料，需要乘車去倫敦的資料館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獲取。現在我使用電腦裡的數字資料庫隻要十幾分鐘就可以了。而歷史發展對於新聞學研究的意義在於，它與科技進步一起作用，推動了新聞事業的進步。當我們想要預測未來新聞事業的發展方向時，必須回過頭來，認清新聞事業本身是如何被界定的，而這個界定則是源於數個世紀以前，根植於新聞事業的歷史之中。所以我們必須將歷史的沿革融入到科技的發展中，才能更全面地認識到新聞事業的內涵和意義。前不久我在倫敦參加一個名為“新聞世界”（News World）的學術會議，許多歷史學家受邀與當代的新聞學者和記者一起參與會議討論。參會者普遍認為，如果想要知道新聞事業將會發生什麼，就必須要弄清楚它在過去的歷史中發生過什麼，以及它是如何歷史性發展、變化和運行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麼目前為止，您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什麼？

　　康博伊：概括來說，就是語言與歷史對於找尋傳播公眾思想（Public Ideas）的最佳渠道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回溯剛才提到的關於我語言學背景的問題，最初在英國的十年語言教學經歷讓我感覺到，社會、文化和政治語境對於語言的學習和傳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提醒我在新聞研究當中關注到語言學方面：新聞語言是如何被架構的？語言隨著新聞事業的歷史變化而發生了哪些變化？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麼您是如何給自己定位的呢？新聞學家、歷史學家，還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家？

　　康博伊：我確信自己是一名社會學家，因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人文社科領域進行的：我的項目資金是由“人文科學研究學會”（簡稱AHRC，是英國最重要的國家級人文社科研究基金——編者注）提供的，我管理的研究中心也位於謝菲爾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交叉學科項目中心（Interdisciplinary Centre of Social Science）大樓內。我是如何給自身定位的呢？從學科劃分來看我是新聞學學者，但如果有人問我的專長是什麼，我會告訴他是新聞史和語言學方向。

　　3 新聞業危機成為當前歐洲新聞學研究熱點

　　《中國社會科學報》：可否請您談一下當前歐洲新聞學研究熱點是什麼？

　　康博伊：當前歐洲的新聞學研究熱點，可以稱之為“新聞業危機”（Crisis of Journalism）。一方面是傳統新聞事業與新媒體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在無法確認怎樣定義新聞記者的情況下進行新聞學教育。十年前我們提到的“記者”是一群經過專業訓練、在新聞部門工作，並且期望在該行業工作一輩子的人。而現在，網絡造就了一大批“公共傳播者”（Public Communicator），他們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可能隻用他們自身時間的5%來擔任“公共傳播者”的角色，除此以外他們有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職業記者。在博客作者和推特作者大量出現的今天，與19世紀相比，如何做一名記者成為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你想成為一名記者？但我們可能無法讓你一直在本地報紙工作，因為它很可能會消失。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意思是，新聞的專業性受到了來自網絡和社交媒體的挑戰？

　　康博伊：這個問題恐怕也要分兩面來看待，新聞的專業性確實是受到了挑戰﹔但對於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來說，他們在退休的時候依然可以享受到應得的福利待遇。問題的重點在於那些年輕一代，他們會問，在這個規則已經被改變的環境裡，要如何才能成為一名新聞從業人員？所以從批判精神的角度，對於從事我們這些新聞學教育的人來說，如何為學生進入這樣一個社會做好最充分的准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4 全球化背景下媒體的發展仍根植於本地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現在的媒體市場發展十分迅速，您覺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媒體可以從西方媒體學到哪些東西，西方媒體又可以向中國媒體學到什麼？

　　康博伊：我不認為新聞媒體一定要按照某種程序發展，也不認為某種特定的媒體管理方式一定是優於其他模式的最好方式。媒體自身的發展根植於其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考慮到中國巨大的農村人口數量和語言差異問題，可能絕大多數中國人很少能接觸到國際化的媒體，因而全球化對於多數中國人的影響恐怕並不顯著。

　　《中國社會科學報》：但是現在很多西方媒體也有了中文業務，比如現在中國人可以通過互聯網閱讀歐美主流媒體的中文報道，語言障礙的情況似乎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康博伊：關於全球化這個論題有一個有趣的觀點：媒體在潛在意義上是全球化傳播的，但在實踐當中卻是地區性的。中國新聞機構可能在探求全球化的新聞報道，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可能更關心身邊發生的事情。我認為對於媒體來說，從地區性新聞做起是一個良性的開端。人們更想了解窗外經過的警車或者房上掠過的直升機是怎麼一回事。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新思考和新問題，西方媒體和中國媒體都還在探索當中。

　　5 不同文化的學習和交流需要謹慎的態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新聞學在中國也成為一門非常熱門的專業，中國很多大學都建立或者計劃建立新聞學院。您是否認為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和學生去國外學習相關專業，並且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會對研究中國新聞事業產生興趣？

　　康博伊：對，這會是一種趨勢，很多人也開始注意到了這一點。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學習需要謹慎的態度。當中國的年輕人學習西方新聞學的時候，他們可能要麼太具有批判性，要麼太缺乏批判性。就好像保加利亞曾經想要照搬德國剛統一時的報業發展模式，結果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而一位在BBC工作的朋友曾經受邀去俄羅斯培訓當地的記者，但是他們卻告訴他：對於某些人物我們不敢像你那樣提問，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的背景。我也收到了去北京一所高校講學的邀請，他們准備使用我寫的一本書作為教材。我想這種不同文化背景間的交流將會非常有趣。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否願意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與中國學者有更多接觸？

　　康博伊：一定的。社會科學研究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學者們都研究各自不同的課題，不能想當然地將不同領域的學者強行聚攏在一起進行某個方面的“合作”。我有幸能夠負責管理新聞史研究中心，在此框架內我們與荷蘭、德國、美國和英國高校的學者們進行了有價值的合作，我個人也十分期望能夠有中國的學者加入到這個項目中來。

　　我去年曾經試著與一位對中國晚清歷史頗有造詣的在英中國學者取得聯系，希望她支持我對中國近代報業史的研究，很可惜她后來離開英國了。好在現在有一種比較方便的辦法，就是我們可以與那些從我院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進行合作，從而拓展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現在我們學院的幾位中國籍博士生距離完成學業還有一段時間，但我十分期望當他們作為年輕學者成長起來之后繼續與我們保持密切的聯系。而且馬上將會有一名中國教授來我們學院攻讀他的第二個博士學位，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深入了解中國新聞學研究的機會。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最想與年輕的中國學者分享的經驗是什麼？

　　康博伊：三個詞——follow your ideas（遵從自己的思想）。很多年輕學者可能會問，我要如何做才可以達到某個目標？人們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一個動作與另一個動作的關聯，但當他們回首整個研究過程的時候，他們發現其實每一個環節都彼此聯系，而使之連為一體的就是他們對於遵循自己的思路的堅持。年輕的學者可能會問，我這樣做應不應該？但如果他們沒有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即使看似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也不會是一個快樂的過程。

　　6 英國學生和海外留學生深造追求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八所英國高校的校外主考官，您對於英國的高等教育狀況也有著親身體會。您總體上給予英國新聞學高等教育一個怎樣的評價？

　　康博伊：我很幸運成為一些英國高質量大學的校外主考官，這些學校的基礎實力都是比較雄厚的。現在我擔任卡迪夫大學和萊斯特大學碩士招生的校外考官，我覺得無論是學生自身的水平還是學校的教育實力都是比較高的。通過這些經歷，我也會將其他一些英國高校的教學質量與謝菲爾德大學進行對比，吸取他們的辦學經驗，並對我自己在謝菲爾德大學的工作進行不斷的改進。

　　《中國社會科學報》：似乎英國本土學生在本科畢業以后不是特別願意繼續深造，很多學校近一半的研究生（包括碩士和博士）都是來自英國以外的國家，請問您覺得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康博伊：這個原因是比較復雜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英國本土學生與海外留學生（包括歐洲大陸國家）追求更高學位的動機有很大區別。英國本土學生在追求更高學位的時候是以就業為導向的，以我們學院來講，英國學生希望就讀於那些可以讓他們直接從事新聞工作的專業，而不是研究性的工作，但海外留學生對於在這方面的需求則沒有那麼強烈。為此，我們學院也建立了比較健康完善的招生體系，事實上我們在招收海外留學生的時候更加嚴格——大約每30名符合要求的申請者中隻有1名被錄取。我們的硬件設施允許我們招收更多的海外留學生，但為了保証教學質量我們沒有這麼做——你肯定不會願意看到300名研究生一起上課的場景。

　　《中國社會科學報》：政府削減教育預算、學費上漲，是否會使得很多英國學生放棄追求更高的學歷？

　　康博伊：我認為這並沒有太大影響，追求更高學歷的學生仍然能保持較高的人數。問題在於什麼樣的學生被招收進來。就現在看來，願意自費攻讀學位的學生數量有所增加，這可能會使得我們招收的學生在社會上的分布發生變化。但就總體數量來看並沒有減少。

　　馬丁·康博伊（Martin Conboy）教授，謝菲爾德大學新聞學院研究主任，英國唯一一位被授予新聞史教授（Professor of Journalism History）頭銜的學者，同時也是英國新聞教育協會理事、SSCI索引雜志《新聞研究》（Journalism Studies）的編輯。著有《英國新聞學：歷史學導論》（Journalism in Britain: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新聞學：批判的歷史》（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和《報紙的語言：社會歷史學研究方法》（The Language of Newspapers: Socio-Historical Approache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