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劍橋大學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學者凱特·巴雷特（Katy Barrett）在其3月14日發表的文章《從小冊子到像素：轉變中的人文學科》（From Pamphlet to Pixel: The Humanities in Transition）中提出，高校人文學者應轉變態度，在教學與研究中更多利用電子技術，以促進學科發展。

　　“數字人文學科”與“數字人文學者”

　　巴雷特在文中提出了“數字人文學科”（Digital Humanities）概念，其指用電子技術來處理和分析傳統人文學科研究資料，並結合人文研究方法論和電子工具創建電子歷史文本的人文研究。

　　巴雷特還定義了“數字人文學者”（Digital Humanist）的概念。他說，當我們描繪一位人文學者的形象時，很難將他們與電腦實驗室中操作數據庫和編程軟件的形象聯系起來。數字人文學者的設想將打破上述思維定式，達到跨越狹義人文學科定義、進入與電子技術結合的廣闊人文學科研究平台的目標。

　　數字化推動人文學科發展

　　目前，數字化已經滲透到人文學科發展的方方面面。在政府學術基金會資助下，許多人文學科的研究資料得以在線閱覽，大大簡化了學者查閱資料的過程。

　　各大高校也在努力實現學術資料數字化。英國牛津大學將牛頓手稿、達爾文通信等原始手稿數字化﹔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將瑞典境內希臘語手稿整理成數字化目錄﹔美國耶魯大學拜內克珍本和原稿圖書館在線公布了尤金·奧尼爾失傳短劇《驅魔》的劇本﹔法國裡爾第三大學在線開放1810年法語學術手稿。這些珍貴、脆弱的紙質資料的數字化不僅為公眾提供了鑒賞科學巨匠手稿的平台，也使得學術討論與研究更加大眾化。

　　同樣，許多博物館不斷利用數字科技手段將藏品在線公開，成為人文學者獲取資料的另一重要渠道。

　　“鑒古”打造“數字人文學科”

　　電子信息技術給人文學科帶來研究潛力已成共識。上世紀60年代，英國高校圖書館開始在線公開館內藏書時，贏得了普遍好評。但人文學者對數字人文研究的接受仍需一個過程。

　　早在17世紀，科學工作者就發現，要建立真實可靠的學術交流體系，需要發揮媒介的溝通作用。18世紀早期，學術小冊子成為重要的學術研究資料。1714年，英國政府頒布“經度法案”（Longitude Act 1714），高薪招募測量海上經度的學者。該法案吸引了眾多學者參與。雅各·羅（Jacob Rowe）和詹姆斯·克拉克（James Clarke）為宣傳他們的測量方案，印刷、派發了詳述測量建議的小冊子。這種圖文並茂的學術小冊子后來成為表達學術觀點的新媒介。

　　如今，學術期刊、新聞報道和學術小冊子在學術傳播的舞台上仍發揮著積極作用。今天的人文學者應繼承前人的開拓精神，大膽迎接數字科技為學術研究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這或許才是人文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