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兩漢之際，‘羊左’傳說流傳很廣”的說法不可能是拙著的核心，“核心出了硬傷”的說法自然更無從談起。拙著認為，“羊左”傳說最早見於李賢為《后漢書·申屠剛傳》作注時所引《烈士傳》中的相關記載。南北朝時期，“羊左”傳說得到流傳，但如果僅據李賢等唐宋時人的記載，就確信“羊左”傳說在漢代也已經流傳，認識上可能會出現偏差，甚至形成錯誤判斷。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1月9日刊發王葳《“兩漢之際‘羊左’傳說流傳很廣”說質疑》（以下簡稱《質疑》）一文，對筆者曾發表於《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的《“羊左”傳說在漢代流傳的新証據》（以下簡稱“拙著”）一文中的部分觀點提出了質疑。由於種種原因，王葳對拙著產生了誤解，甚至得出錯誤結論。基於此，筆者借用王葳一語，“不可不辯”。

　　《質疑》一文重點批評的是拙著對申屠剛相關言論背景的一個可能性“推測”。《質疑》和拙著認識的不同，應該是由於對原材料理解的差異造成的。針對原材料，拙著寫道：“如果李賢所引此條材料真實的話，似乎可作這樣的推測：兩漢之際，‘羊左’傳說流傳很廣，以至於像申屠剛這類文人，已經習慣於將其作為布衣之士‘不負然諾之信’的典范來警示別人。”拙著發表時，為保証內容精練和結構合理，此段行文力求簡略。現在看到《質疑》一文，才意識到過於簡略的行文可能存在一些讓人誤解的地方。但《質疑》由此斷定“即使李賢所引此條材料是絕對真實的，也不能作出黨先生那樣的‘推測’”，則是筆者所不能完全苟同的。

　　首先，劉向和申屠剛兩人生活年代相距不遠，且文化氛圍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劉向生活在西漢后期，曾屢次上書彈劾宦官外戚專權，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影響很大。申屠剛生卒年雖不詳，但曾向平帝獻策，王莽篡位后才躲避到河西。如果劉向《烈士傳》中“羊左”傳說的材料真實可靠，則說明西漢末年“羊左”傳說在文人中間有著一定程度的流傳，申屠剛難免會受到影響。

　　其次，唐人李賢對申屠剛言論中“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進行注解時，在征引了《烈士傳》中有關“羊左”傳說的內容之后，並沒有立即結束行文，而是增加“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這就告訴我們，至少在李賢眼裡，“沒身不負然諾之信”的故事指的很可能就是“羊左”傳說。換句話說，作出“兩漢之際，‘羊左’傳說流傳很廣”這一“推測”的，實際上比較早的應是李賢。

　　闡明拙著所作這一“推測”的理由，再對《質疑》中的觀點加以分析。《質疑》雖提出了三個論據，但其質疑的“靶子”卻出現了問題。拙著只是提出一種可能性的“推測”，《質疑》卻將其絕對化，強加給拙著，然后進行批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在論據一中，《質疑》舉了南朝梁劉孝標《廣絕交論》的例子，說明這才是特指，它可以直接作為“羊左”傳說在南朝流傳的確鑿証據。可拙著中提到的申屠剛言論並非如此，這才需要筆者作可能性的“推測”。《廣絕交論》及李善注這條有關“羊左”傳說的完整材料，由於其前后分開引用，所出注釋卻前后不一致，這似乎不合學術規范。

　　在論據二中，《質疑》依據“《后漢書·申屠剛傳》也隻字未提‘羊左’之事”，就得出“李賢根本不知道申屠剛所說的‘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所指何事”，似有些不妥。如果李賢不知道“所指何事”，那他又如何引用《烈士傳》中的“羊左”傳說，並確認“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至於若申屠剛提到“布衣角哀尚能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才可得出黨先生那樣的結論”，就更難理解了！若真如此，申屠剛的言論中出現了“角哀”的名字，那拙著“似乎可作這樣的推測”是多余的，因為它本身就是一條証明“羊左”傳說在漢代廣泛流傳的確鑿証據！事實並非如此，在沒有新証據之前，拙著明確寫道：“《烈士傳》中的此條史料只是‘羊左’傳說在漢代流傳的孤証。”

　　《質疑》的第三個論據，“目前尚無任何材料可以証實‘羊左’之故事在兩漢之際廣泛流傳”，這是筆者所認同的，也是拙著始終沒有把申屠剛的“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言論作為“羊左”傳說在漢代流傳的可靠的直接証據的原因。

　　拙著在敘述李賢引《烈士傳》中“羊左”傳說對申屠剛有關言論作注時，其實就是想通過一個簡略、合理的推測，為下文有關論述作一過渡，竟引起了誤解，過錯筆者應當有所承擔。但王葳對此提出質疑后，又武斷認為拙著主旨便是在談論“羊左”傳說的流傳年代，其結論“兩漢之際，‘羊左’傳說流傳很廣可說是文章的核心”，甚至錯誤斷定拙著“核心出了硬傷”，令人難以理解。

　　首先，“兩漢之際，‘羊左’傳說流傳很廣”不是拙著考証后得出的可靠觀點，而是針對李賢注解申屠剛言論所作的一種可能性“推測”。有關“羊左”傳說在漢代流傳的材料極少，新証據發現之前，《烈士傳》中記載的“羊左”傳說只是孤証。鑒於此，類似的申屠剛上述言論作為旁証的間接証據，拙著實際上運用了很多。間接証據只是為了加深相關認識，並不是作為確鑿証據來使用的。

　　其次，“兩漢之際，‘羊左’傳說流傳很廣”的說法不可能是拙著的核心，“核心出了硬傷”的說法自然更無從談起。拙著認為，“羊左”傳說最早見於李賢為《后漢書·申屠剛傳》作注時所引《烈士傳》中的相關記載。南北朝時期，“羊左”傳說得到流傳，但如果僅據李賢等唐宋時人的記載，就確信“羊左”傳說在漢代也已經流傳，認識上可能會出現偏差，甚至形成錯誤判斷。而一些學者雖認為“羊左”傳說在漢代得到一定程度的流傳，但沒有真憑實據。在這種情況下，2004年發掘的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簡146整理者定名為“羊角哀等習字”的出現就顯得極為重要。它提供了“羊左”傳說在漢代流傳的確鑿証據，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烈士傳》可信分量，而且還說明，在漢代特別是東漢時期，“羊左”傳說在普通人中間已廣泛流傳。

　　拙著的核心是討論現有傳世文獻不足以証明“羊左”傳說在漢代流傳，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簡146的發現彌補了這一不足，從而顯現出其重要的文獻價值。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