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溫州籍作家們親歷了溫州30多年的滄桑巨變，對於這批生活在他們身邊的人自有看法與標准：前哲所預言的精神位格的下移和價值判斷的顛倒——即使在溫州最為世俗的一個群體身上——依舊受到近乎本能的抵抗。

　　文學的“溫州現象”最初由《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提出，指當下溫州活躍著一批具有相當實力的作家，包括扎根溫州的王手、程紹國、哲貴、東君、馬敘及走出溫州的張翎、陳河、鐘求是、吳玄等，他們的作品在國內重要文學刊物頻頻亮相並屢次獲獎，近幾年多次作為一個群體引起國內文學界的關注。由於其異軍突起的姿態，與溫州經濟改革的探索同樣引人矚目。

　　李敬澤的提議得到許多知名批評家的認可。雖然關於這批文壇新銳的評論依舊有所保留，但其文學作品日益得到肯定。其中，對於“文學的‘溫州現象’與溫州經濟的關系研究”，學者們不約而同地擁有異常濃厚的興趣。評論家白燁認為，過去我們說到的作家群大半產生在中西部，比如說寧夏、河南的南陽、四川的達縣，給人們的印象似乎是經濟越發達，文學、文化越容易被遮蔽。但是文學的“溫州現象”表現出另外一種可能性：經濟、商業很發達，文學照樣有自己的特點和力量。

　　文學的“溫州現象”與溫州經濟

　　2010年在北京召開的有關文學的“溫州現象”專題研討會上，諸多國內知名批評家避而不談這批作家的作品本身，卻轉而熱議經濟繁榮背景下文學復興的可能性，將這個群體放在獨特經濟環境中重新審視。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說：“我看林斤瀾講溫州改革開放那幾篇小說，有非常樂觀的精神，他對人生看得透，把中國人怎麼向未來發展的夢想精神寫出來了。從這幾個作家裡面就可以看到溫州文化的歷史傳承。”評論家何向陽同樣發現，溫州作家的題材別具一格，而且處理方式也頗為巧妙：“溫州作家寫小行業、小工業比較多，這與溫州的社會結構有很大關系。他們的敘事大多涉及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一些行當，他們不是把寫作和拯救社會的責任簡單聯系起來，更多的是從社會存在的問題、從人的情感的游移起筆，小的角度寫小的波瀾，恰恰能寫出深度來。”

　　仔細想來，暫時拋開文學的“溫州現象”具體作品本身藝術價值問題，轉而去關注“文學的‘溫州現象’與溫州經濟的關系”這樣一個問題，顯然有著以下邏輯理路：文學的“溫州現象”本身就與經濟密切相關，討論“數錢的手如何寫作”，實際上是重啟曾經引領風騷的文藝社會學視閾。不過這次，似乎需要在更高一個層次上思考——以往我們很簡單地將商品社會視為文藝墳墓的執著念頭，究竟是不是應該有所反思，目前文學的“溫州現象”無疑就使不少新銳批評家相當振奮。不過，鑒於相關研究僅僅開始，並且很少是從了解溫州本土傳統的研究者視角出發的（這對於研究地域文學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優勢），該課題亟待深入。若能從溫州本土研究者的視野及對溫州文脈的了解出發，在第一手的訪談基礎上進行，那麼最終的研究成果既能提供貼切的闡釋，又能提供糾正既定理論偏頗的機會，進而推動理論研究與文學現象的良性互動。

　　文學與經濟的重新審視

　　從文學傳統上看，溫州是戲曲的故鄉，在南戲誕生的時代，溫州的文化娛樂與經濟活動就密切相關。新世紀這批“來勢洶洶”的文壇“新銳”，不僅耳濡目染了父輩親朋折騰出的溫州經濟熱潮，而且其中一些人的的確確下過海，扑騰過那麼一陣子。他們在整體上形成了過於注重現實的特點，如其經濟活動一般巧妙靈活，在文學創作中就喜歡挑揀容易出彩的情節，比如哲貴就特別關注溫州商人群體光鮮背后那些不為人知的慘淡。

　　與此同時，他們同樣擁有前輩們一直為商名所掩的文學傳達能力，並在實際上受到過他們的影響。正如張頤武所說，有些作家不一定在全國有名聲，但是對一個地域文脈的傳承、文化價值的傳播有巨大的意義。溫州籍作家如唐湜、莫洛（馬驊）、林斤瀾等就對溫州地區文脈的傳承作出過貢獻。可以說，溫州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的歷史糾葛由來已久，溫州文學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需要放到文學與經濟雙重視野中來重新審視。

　　價值觀念的變化

　　從文學主題上看，溫州籍當代作家群體多出身“草根”，他們打量著他們熟悉的一切，對自己作品的題材相當執著，而對西方的小說技巧與藝術形式稍顯隔膜，像張翎那樣張揚西方經典作品小說技巧的算是異數。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試圖將自己小說的意義與全人類的普遍人學價值挂上鉤，但實際上所表現的卻是很具體、很特殊的時代的人與事，這也使其作品價值別具一格。我們一度推崇的“文學要描寫重大現實題材”的觀念，在他們身上得到了“無心插柳柳成蔭”式的落實。

　　從文學技巧上看，隨著我國社會與經濟的日新月異，當代小說的題材也日益變幻多姿，抓住這些討巧的題材也需要花不少力氣。新的題材有時需要一些獨特的技巧與形式。盡管這些“草根”出身的作家對於西方經典小說頗為隔膜，但是本土的傳統卻給了他們足夠的滋養，他們將許多題材通過敘事轉換成有意味的形式，如在鐘求是的《零年代》中，當雲琴面臨著16萬元代孕費的誘惑時，她無法抵擋住讓趙伏文計算這筆錢的用途的沖動，這使他們的生活成了一道直截了當的計算題。在清晰得可怕的數字面前，他們的生活顯得蒼白無力。通過某種冷靜的敘述，作者將新時代展現在我們面前。這個時代，正是舍勒曾描述的時代：“世界不再是真實、有機的‘家園’，而是冷靜計算的對象和工作進取的對象﹔世界不再是愛和冥思的對象，而是計算和工作的對象。”在小說裡，通過一些經濟因素巧妙的符號化，讓我們瞥見了社會價值觀念發生的變化。

　　追求“天空和內心的詩意”

　　從文學作品價值取向上看，溫州的文化人是怎麼定位的呢？對於“自我”，能發出“聲音”的作家們又是怎麼看的呢？我們知道，關於溫州人、溫州商人，外界一方面興致勃勃地不斷打量，不斷拋出一個又一個看似言而有據的結論，另一方面也暗地裡滿腹疑問，甚至常常抱怨溫州人、溫州商人的矛盾復雜。

　　作為一個群體的觀察，溫州當代作家筆下的溫州人與溫州商人描述，也許別具一番意義。比如信河街系列小說就繪聲繪色地描述了溫州商人發跡之后的諸多故事。在作家筆下，信河街的富人群體在成功之后陷入了集體的恐慌與無助之中，與常人眼中僅追求物質富足的溫州人不一樣，小說中的溫州人似乎也在追求一點什麼。

　　溫州籍作家們親歷了溫州30多年的滄桑巨變，對於這批生活在他們身邊的人自有看法與標准：前哲所預言的精神位格的下移和價值判斷的顛倒——即使在溫州最為世俗的一個群體身上——依舊受到近乎本能的抵抗。我們看到，人畢竟不是動物，商品社會時代來臨之后，傳統的“詩性生活”雖受到很大的沖擊，但在低頭尋覓腳下“土地”上漂動閃爍著的物質之后，“天空和內心的詩意”依舊是人所追求的目的。

　　（作者單位：溫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