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第三種人”

　　中國地質科學事業奠基人之一翁文灝先生曾說：“中國從前隻有二種人，第一種人在紙上做文章，第二種人在實地做工作，彼此幾乎不相通，說話也彼此聽不懂，不用說互相幫助。現在卻要有第三種人，有知識更能實行，能做工還能研究，這就是你們工程師。”（《翁文灝論經濟建設》，團結出版社1989年版）這裡所謂“第三種人”，即如當年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胡剛復（中國現代物理學先驅之一），以及竺可楨在日記中提到的凌鴻勛。這位凌鴻勛大概是我們早已忘卻了的歷史人物，早年他曾就讀於清末的上海高等實業學校（即原郵傳部的南洋公學）、民初的南洋大學（校長唐文治）以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工程師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又是繼詹天佑之后的中國的“鐵路之父”，后來他還是交通大學和廣西大學的創始人之一、交通部南洋大學校長、隴海鐵路工程局長、粵漢鐵路管理局局長、天成鐵路工程局長兼總工程師、西北公路管理處處長和工務局局長等。自1929年至1945年，他先后從事筑路16年，興建新路1000公裡，測量路線4000公裡，管辦公路5000公裡，對民國時期的鐵路和公路建設，厥功甚偉，尤其是開發西北、西南交通，成就顯著，他還著有《中國鐵路志》、《十六年筑路生涯》、《詹天佑先生年譜》等。如評論所說：“從某種意義而言，凌鴻勛這樣的技術專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體現了一種變化趨勢，即超越思想文化領域中體用之爭，將學以致用奉為最高准則，並且在學習西方科技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自主創新和充滿愛國熱忱，這是我們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問題時不應忘卻的歷史真相。”而認知這些“歷史真相”，其前提更是應首先認識這些具體的歷史人物，由此，筆者又聯想到了毛澤東曾說過的“不要忘記”了的諸多“中國工業之父”，如“航運之父”盧作孚。

　　曾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友的毛澤東和盧作孚，他們后來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殊途同歸，即他們的一生都是為了中國的崛起和振興的。當年惲代英、鄧中夏和毛澤東選擇了蘇聯革命式的道路，盧作孚則以為：“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這裡的所謂“微生物”，就是我們曾經鄙薄過的社會改良和社會改造的事業，如盧作孚的“實業救國”、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晏陽初的“平民教育”，等等。當年盧作孚似乎深知“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所以他會以為“無論什麼事業，都應‘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即要從根本上改造國家，難免不傷筋動骨，故為力避不必要的損失，須從小范圍做起（比如他在重慶北碚開展的社會試驗），取得了切實可行的經驗，再進行推廣和擴大。當然，“歷史真相”是，革命的“炸彈”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近代以來屈辱和悲慘的命運，盡管如此，“革命救國”也好，“實業救國”也好，都是“充滿愛國熱忱”的。這其中的后者，即所謂“第三種人”，后來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下，逐漸式微了，甚或竟被遺忘了，論其原因，可能就如經叔平為《盧作孚的夢想與實踐》一書所寫序言中所說的：“過去我們講現代史，總是注意殘酷斗爭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建設的一面，是有一些片面的。”

　　“實業救國”思潮下的實業家們

　　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涌動過一股熱烈的“實業救國”思潮。

　　如張謇，這位著名的歷史轉型之際的“狀元資本家”，他認為“中國須興實業，其責任須士大夫先之”，此后，他目睹時艱，慨嘆京官疆吏不足為謀，雖科舉成名卻不願以此求官，於是另走了一條實業和教育的道路，創辦了“大生”這家“歐戰以前華資紗廠中唯一成功的工廠”，並先后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通州師范，以及南通大學、吳淞中國公學、復旦學院、南京高等師范、河海工程學校等眾多學校（包括女師、幼稚園、中小學、職業學校、盲啞學校等），還有圖書館、博物館、氣象台、劇院、公園、醫院等。

　　再如自奉甚儉、一生興辦教育投資達千萬元之巨的陳嘉庚，以及人稱“萬金油大王”的報業巨子、文教醫藥慈善巨子胡文虎。這裡說到辦報紙，值得注意的是當年進步的資本家也熱心於社會改革和社會進步，突出的便是他們特別重視社會公共輿論的建設。顯然，中國近代史上的報紙對社會的推動給他們以深刻的印象，於是，四川資本家康心如由早年對《清議報》、《新民叢報》、《民報》等的刻骨記憶，以及自己壯年先后創辦《公論日報》、《國民公報》、《雅言》、《民信日報》、《中華新報》但因言論不自由身陷囹圄，最終悟出“不做官，不入黨，不辦報”的辛酸體會，遂“下海”經商，一俟馬到成功，卻又放不下早年的夙願，康氏兄弟（康心如、康心之）“復活”了《國民公報》，使之成為一家四川工商金融界的民辦報紙，繼續發出它“民間”的聲音。

　　還有，中國化工事業“北范南吳”的范旭東、吳蘊初，以及侯德榜、李燭塵等，他們開創了“久大”、“永利”、“天廚”、“天原”等著名的化工民營企業﹔

　　穆藕初，開創了“德大”、“厚生”、“豫豐”等紗廠，又最早翻譯出版了企業管理的經典著作——美國泰勒的《科學管理法》，並興辦植棉試驗場，自著《植棉淺說》，發明“七七棉紗機”等﹔

　　還有，劉國鈞的“大成”﹔周學熙的“啟新”、“華新”﹔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茂新”、“振新”、“福新”、“申新”等紗廠、面粉廠﹔簡氏兄弟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火柴大王”劉鴻生的“鴻生”和“大中華”、“大中國”﹔

　　此外，郭樂，由一家水果攤發展為僅次於“申新”的紡織企業以及雄踞上海灘的百貨公司“永安”﹔

　　張振勛，學徒出身，卻矢志“為祖國效力”，終以“張裕”揚名全球，又一生熱心賑捐社會福利和舉辦學校無數﹔

　　排字工人出身卻創辦了中國規模最大的近代化印刷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蓬矢四方，男兒之志”、以革命元老身份轉到教育文化救國的陸費逵（創立了中華書局等），終成中國書業和出版界的巨擘﹔

　　項鬆茂的“五洲固本皂”﹔陳萬運的“三友”燭芯和“三角”毛巾﹔都錦生的絲織風景“西湖十景”﹔等等。

　　以上都是當年竺可楨所說的“第三種人”，他們“埋頭苦干”，不務虛名。在這支隊伍中，還有科學家丁文江、翁文灝、黃萬裡，教育家嚴修、陶行知、晏陽初、任鴻雋，以及社會活動家梁漱溟、黃炎培、章乃器等的身影。

　　中國近代史上的實業家，大多涌起於“五四”愛國運動之后，當時他們幸逢所謂中國實業的“黃金時代”，如方液仙等的“中國國貨公司”的創立等，這些“老板”們的發跡史也因此令人頗為感慨不已，盡管這些歷史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過從政的經歷，但他們的歷史定位卻無一不是他們“真真”的“事業”——“實業救國”。

　　一位“比馬克思主義還馬克思主義，比共產黨還要共產黨”的人

　　當年的老板，是怎樣的人呢？這又讓人想到了盧作孚。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或者說他是一個怎樣的“資本家”？為什麼有人說他“比馬克思主義還馬克思主義，比共產黨還要共產黨”？在今天盧作孚塑像的所在地——重慶北碚公園，石碑上雕刻著他生前的友人和同志（社會改革家們）黃炎培、梁漱溟、晏陽初等的題詞——“耐勞耐苦，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忘我忘家，絕對無私”——這，這是說“資本家”麼？

　　當年《大公報》的名記者徐盈先生說：盧作孚是“一個精明強干的人，面對著這麼為古老陳舊所腐蝕著的社會，難怪他時常肝火上升。對他的一代都失望了，而新的一代又是這麼使他不能完全信任，完全滿意。我想他在說話時，他為效率而忘記了一切。”他不僅僅是精明的實業家，或者說他也是一位理想主義者，這種人往往是不惜損己利人的，他們竟會與真正的共產黨人不相上下，比如在私德方面，盧作孚的個人生活竟如此簡朴，以至於外國記者怎麼也看不懂：“在他的新船上的頭等艙裡，他不惜從謝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瓷器，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飯桌上卻隻放著幾隻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是，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美亞雜志》）甚至，這位堂堂的大老板，他卻沒有或者隻有很少的股份，臨終前，在他給妻子留下的遺囑上，寫著這樣幾個字：“把家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這就是盧作孚，果然是“一個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徐盈之語）

　　盧作孚搞實業有長遠的眼光，他知道自己一個人畢竟有限，那麼，就要靠教育的作用。盧作孚說：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和關鍵是人的建設，社會改革的核心是人的訓練。於是，他從開辦成都通俗教育館開始，在“建設新川南”的口號下，相繼在瀘州的川南師范學堂等學校推行“新教育”，並在社會上開展移風易俗、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動，當年帶頭剪發的新女性代表人物胡蘭畦、秦德君等，都曾在他開辦的學校任教，盧作孚還開辦了傳播和提倡新思潮的暑期講習會，聘請惲代英、蕭楚女、陳啟修、沈雁冰等講學，啟迪新知。這些實踐，正是我們后來才認識到的所謂現代化，從某種角度上看，其實就是人的現代化，而在盧作孚看來，“中華民國根本的要求是要趕快將這一個國家現代化起來，所以我們的要求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這“現代化”除了必備的“硬件”建設外，也不可沒有“軟件”的建設和開發，它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識、自治能力、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健康與體能等的全面發展和進步。就此而言，盧作孚絕不僅止於一個實業家，他還是社會的改革家，即翁文灝所說的“第三種人”，他們往往能夠“超越思想文化領域中體用之爭，將學以致用奉為最高准則，並且在學習西方科技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自主創新和充滿愛國熱忱”。抗戰勝利后，盧作孚還有一個建設四川乃至全中國的宏偉計劃，要在戰后建設一個“現代的強有力的國家”。至於他的方案，則是保留私有制以激發民間資本的活力，同時又以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為手段（“如果中國整個經濟建設有計劃，每一經濟事業又有其精密的計劃，則中國未來的可能發展的速度，又當比蘇聯為大了”），也就是說，須通過計劃經濟的手段，避免西方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出現的那些痼疾，以防止私人資本的無限擴張和壟斷以及嚴重的貧富差距。由此不難想象，當年在中國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應該說是有著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大的基礎的，這是中國戰后的一條出路，這條出路把社會變革的成本和代價最低化和最小化了。那時的盧作孚試圖以此走出一條綜合不同范疇的文明成果、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第三條道路，可惜，這種曾經予以熱情想象的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卻被新的內戰打斷了。

　　盧作孚生前曾說：“中國的根本辦法是建國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設成功一個現代的國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從國防上建設現代的海陸空軍，從交通上建設現代的鐵路、汽車路、輪船、飛機、電報、電話，從產業上建設現代的礦山、工廠、農場，從文化上建設現代的科學研究機關、社會教育機關和學校，這些建設事業都是國家的根本。”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在今天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中，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作者為浙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