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悠久的文明形態，其中“都市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都市，不僅是居住的場所，而且也是文明的載體，注重文明禮儀的修養，是政權與統治存在的合法性表現。我們在中國古代文學總集《文選》中，可以找到大量以都邑為表現題材的賦作。其中以班固《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以及左思的《三都賦》為代表作。它們彰顯了當時都邑文明的自覺意識。

　　中國自古以來號稱禮義之邦，就與這種都市文明建設有關。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曾為魯國中都宰，也就是魯國核心區的行政長官，孔子以禮義治邦，任職一年，便將魯國中都治理得井井有條，“一年，四方皆則之”。東漢經學家王肅注釋道：“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儒家經典《禮記·經解》還記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庄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子認為，到了一個都邑，可以發現人民的教化程度，如果這個地方的人民溫柔敦厚，說明《詩》教很成功﹔如果明達事理，則是深於《書》教的結果﹔如果性情和善，則是樂教的成效……因此，城市精神文明，與禮義修養緊密相關，一個充滿人文精神的城市，它也必定融化在它對於人民的教育與熏陶方面。這種都市精神既是當地經濟、政治與地理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同時反過頭來也對城市的建設起著引領作用。

　　都市文明的基本出發點是愛國。中國古代的國家最早是由分邦建國時各個諸侯國發展而來的，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才形成統一的封建專制大一統帝國。敬天法祖與保家衛國常常聯系在一起。最早的城市愛國精神是從西周至春秋戰國，甚至更早時候萌生的。比如《詩經》中的《秦風》就有“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這樣的詩句，它謳歌了秦國人民保家衛國的精神勇氣。春秋時代的齊景公曾經問孔子：“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孔子回答：“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贊美了秦國的這種愛國精神。《楚辭》《九歌》中的《國殤》，就歌頌了楚國戰士“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的精神勇氣。東漢文人王逸注曰：“言國殤死后，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杰也。”楚國是當時六國之一，最后為秦國所滅，但是當地人民捍衛自己國土的精神與勇氣卻可歌可泣。都城郢都更是成為國家的中心，所以屈原《九章》中有《哀郢》一篇，追懷郢都，流放中的屈原最后因故都為秦將白起所攻滅而極度悲痛，投江自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家庾信創作的《哀江南賦》這首著名史詩，繼承了屈原的這種文學精神。在傳統文化中，首都乃國家宗廟之所在，是統一政權的象征，在杜甫的代表作《秋興八首》中，有“每依北斗望京華”這樣的詩句﹔南宋詞人辛棄疾名句“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也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古典文學作品裡，故國情思往往與京都聯系在一起，這是很自然的。

　　當然，在綿綿不絕的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城市文明也處於歷史長河的變遷之中，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文選》中收錄了劉宋時詩人鮑照的《蕪城賦》，描寫了魏晉以來廣陵城為戰亂所毀的歷史，讀來令人揪心。因此，創新是一個城市乃至一個民族生存與發展、擺脫危機的動力，也是城市精神的生機所在。傳統文化中儒家經典之首《周易》一再提出：“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這些崇尚革新的思想貫穿全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我們讀東漢史學家與文學家班固的《兩都賦》，便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西漢定鼎長安，東漢建都洛陽，一西一東，一些故老往往懷念西都而鄙薄東都，於是班固寫了《兩都賦》，他認為東都洛陽創造的功業勝於西漢，“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批評了那些一味懷舊而不知變革創新的人們。班固強調窮通變創乃是基業生生不息，也是京都生機之所在。這些意見今天看來也有吸取的價值。

　　不過我們在這裡強調的是，中國古代的創新更多地是採用“通變”的范疇，《周易》中提出：“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也就是說，所謂變就是一種周期性的變化，有著內在的規律支配，而這種“變”乃是在“通”即新舊之間的繼承關系上進行的，它不同於割斷歷史聯系的突變。《文心雕龍》中有一篇文章叫《通變》，提出“望今制奇，參古變法”，也就是在參照前人的基礎之上講創新變化，在立足當今的前提下談創造奇跡。都市文明的創造顯然也要遵循這一規律來進行，它必須在尊重與保護前人創造文明的成果基礎之上有所創新，而不是以破壞前代文明成果為代價。這樣的教訓古往今來太多了！這是我們今天彰顯城市精神時尤其要注意的。

　　今天，我們倡導的北京精神，以包容、厚德為胸懷和品質，這與傳統文化精華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德治與法治的結合作為前提，並且上升到精神境界的維度，作為管理的理念。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也就是說，以德施政，好比北斗星居中心而眾星圍繞著它而旋轉一般。孟子曾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裡之城，七裡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城池兵革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體現為人際關系的和諧與團結，它是道德養成的結果。孔子的學生有子說過：“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我們今天言必稱和諧社會，其實是與這種精神密切相關的。這種仁厚德行與寬闊胸懷，也見之於儒道精神的結晶《周易》這本書中，它以乾坤兩卦分別代表天地的配合，成就陰陽和諧﹔它從宇宙天地推廣到人類世界。如果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代表的是創榛辟莽的開拓創新精神，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則是與這種創新精神互補的厚重的人文底蘊。

　　我們不能設想，沒有一種厚重的道德精神與人文底蘊的支持，這樣的創新會取得成功，它至多隻能成為行險僥幸的試驗，是不可能獲得可持續發展動力的。但是，富有生命力的“都市精神”，尤其是作為首都的精神，其最主要的內核便是厚德，以及作為這種厚德體現的包容胸懷與海納百川的器度。因此，透過中國傳統文化觀察北京精神的底蘊，可以溫故而知新，從而增強我們對於北京精神的認同與建設。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