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文化快餐化的傾向、促進當代文學的健康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文學界、出版界、批評界、讀者群共同參與，倡導主體性創作、主體性出版、主體性批評、主體性閱讀，四方通力合作，從而形成文化合力。

　　當下，消費文化的積弊日趨顯現。碎片化、平面化與易變性成為時代文化的特征，伴隨著消費文化起舞的時尚，文學遭受沖擊甚至毀損在所難免。

　　扭轉文化快餐化的傾向、促進當代文學的健康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文學界、出版界、批評界、讀者群共同參與，倡導主體性創作、主體性出版、主體性批評、主體性閱讀，四方通力合作，從而形成文化合力。概言之，在觀念層面需要認識到位，在操作層面應努力探索四種有效運行的機制。

　　紓解生存之憂

　　要避免文化快餐式的文學生產，必須與浮躁的時風保持一定距離，而經濟獨立是思想獨立的重要前提。為有潛力的作家提供足夠的經濟保障，以紓解其后顧之憂，這是文學健康發展的當務之急。

　　在這方面，作家專業機構應承擔起主要責任，近年來所倡導的“作家合同制”以展示出制度保障方面的優勢。如北京作家協會制定《合同制作家聘任管理條例》，按照分級資助、照顧重點、扶助弱項的方針，以切合需要的方式扶植有價值的文學原創項目，視作品題材、意義、價值的重要程度進行不同等級的資助。尤其是其中的選題合同制，如果作家本人有明確的創作計劃，將由作協組織人員評審，獲通過者可領取月補，作品由北京市有關出版社出版。相關政策的現實針對性頗為明顯。

　　作為切實的作家經濟保障機制，合同制在運作中體現出相當的優越性，成效顯著。據《天津日報》2011年2月24日報道中的不完全統計，在天津市作家協會第四屆合同制作家簽約的兩年中，就出版了長篇小說21部，發表中篇小說75部、短篇小說57篇、詩歌310余首、散文隨筆520余篇、文學評論96篇。這些作品多數發表在國家級名刊上，並被各種知名選刊轉載，不少作品榮獲了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出版政府獎等國家大獎。

　　但需要強調的是，盡管作家合同制已獲得較大成效，但經濟保障制度僅限於專業機構的作協是遠遠不夠的。來自政府的扶持力度畢竟有限，還必須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對此，可借鑒西方創設文學基金會的經驗。如成立於18世紀末期的英國皇家文學基金會，是一個冠以“皇家”之名的民間組織，在狄更斯的主持評審下，曾及時資助過不少貧困作家，因而被譽為“在幽暗的文學之海中的一個小小的燈塔”。中國民間文化組織應借鑒相關經驗，通過各種渠道籌措資金，成立文學基金會，面向社會各界，以寫作項目的形式廣泛招標，以吸引更多的文學有志者加盟，打造文學創作的生力軍。

　　倡揚“深度出版”

　　出版作為一種傳承、啟迪智慧的文化事業，以文化為本位是出版事業的安身立命之本與核心理念所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要重視主體性創作，也應同樣重視主體性出版，主體性出版應是一種與“淺俗出版”相對的“深度出版”。當前，“淺俗出版”盛行，出版界充斥著浮躁功利之風，為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而出現的淺俗化甚至是低俗化傾向甚囂塵上。甚或以“國學”之名登堂入室的“文化著作”，也存在歷史沉渣泛起的現象，譬如星相算命、陰陽風水之類也被冠以“經典之學”。長此以往，對國民的文化趣味和思想素養的培育極為不利，對社會的文化建設也會產生負面效應。

　　某種意義上說，當下文學的邊緣化不能不說與光怪陸離、炫人耳目的出版物有關，我們不能要求出版界主動放棄市場，但更希望優秀的文學出版人秉持一份對於文學的敬畏和感動，成為文學事業的鼓吹手和守護人。倡導健康的文學出版傳播機制，首要任務就是對經典作品大力出版、推廣和開發，大到出版規劃，小到具體的出版選題，都要能體現出版人的策劃力度與創新理念。盡管當代社會教育普及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民眾的整體素質還有待提高，這就要求我們的出版物根據不同人群的需要，分門別類，從不同角度和層次對經典進行推介、解讀和闡發，使出版界不僅充當文化精品的傳輸帶，更成為文化反思的加速器。

　　強調批評“介入”

　　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價值再創造活動，其目的在於發現文學作品的價值、闡釋文學規律。對於文學創作，批評應進行及時主動的指導和引領，從更高的要求來說，文學批評應成為文學原創思想的策源地。

　　需要指出的是，文學批評者掌握了文學批評的話語權，卻並沒有掌握時代的話語權，對於眾聲喧嘩的時代而言，文學批評者聲音喑啞，無人知曉，依然是“弱勢群體”，所以，為了讓真正的文學批評發出聲音，我們必須通過各類強勢媒體來扶持文學批評家，讓他們的聲音有可能成為時代的聲音，然后通過他們的指示，來理解當代文學成長的精神質地和思想紋路。

　　文學批評要獲得時代認可，形式方面的調整顯得頗為重要。文學批評在形式上大多沿用舊有的思想套路、審美規范及理論語言，其批評語言越來越學理化，越來越遠離公眾的理解力，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學院派批評與面向大眾的文學批評之間尋找平衡點，至少使部分文學批評表現出面向公眾的親和力，用活潑的語言來完成與文學寫作現實的對接，從而使文學批評更好地發揮作用，這應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倡導積極有效的作品推介和評價機制，就操作步驟而言，首先，應完善文學新人新作的推介措施。文學批評的一大功能是發現優秀之作，古今中外的無數實例証明，具有創新性與前瞻性的文學批評往往成為經典作品的孵化器與助推器。而在當代，不斷發現和扶持新人新作，將有助於文學事業的推進和繁榮。

　　其次，應優化各類評獎評優的激勵措施。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全國重要文學獎項已開展多年，對全國文學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引領作用。隨著時代背景與文學形態的不斷變化，如何彌合精英群體與普羅大眾認知上的差別，調和純文學與通俗文學評判上的分歧，這些都已成為現行評獎機制必須直面的問題。麥家的諜戰懸疑小說《暗算》入選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似乎表明了某種評價觀念上的鬆動，但對此截然相對的褒貶卻又令人深思。

　　最后，應推進文學批評平台的建設措施。具體而言，可打造如美國的《紐約書評》、英國的《倫敦書評雜志》等具有專業精神的文學批評陣地，通過5到10年的努力，力推幾種在全國產生影響、可作為文學創作風向標的評論刊物。

　　從“代讀”到“自讀”

　　建立面向大眾的文學素養涵化機制，具體而言，就是倡導大眾閱讀文學經典，提升全民的文學素養。經典是歷史形成的產物，作為具有指示性意義的精神標杆，代表了所處時代曾達到的精神和思想高度。經典閱讀已成為當下一種大眾化的文化活動，在央視等強勢媒體的推動下，經典進入大部分民眾的視野，被喚起熱情的人們主動集結在“學術明星”的“代讀”之下，在學者的引導中進入經典的世界。

　　但必須深刻地認識到，經典之“代讀”不是終極目標，而只是大眾化經典閱讀的中間環節。回到公共圖書館，回到“自讀”，才是經典閱讀的題中之義。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組織實施的“第八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2010年，我國僅有5.2%的18—70周歲民眾反映身邊舉辦過閱讀活動或閱讀節﹔66.0%的民眾希望當地有關部門舉辦讀書活動或讀書節。顯然，倡導閱讀是讓民眾親近文學的最主要途徑。

　　作為千百年來經典傳播的主要方式，書面閱讀自有其恆久的生命力。事實証明，它在想象力激發、判斷力培養等思維訓練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素養是通過無數個體個性化的閱讀、思考和智慧逐步累積而成的，隻有學會閱讀、思考、批判，才能重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心與創造力。隻有具有文化識別力的民族才可能是希望的民族，這樣的時代和民眾才可能成為優秀文學作品涌現的堅實土壤。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任何一種機制的獨立運行，都不足以對時代全局產生積極影響，必須形成創、傳、評、讀四位一體的聯動機制，齊頭並進，最大限度地發揮四大主體的效能，才能最終形成以作者為中心、出版為推手、批評作引導、讀者有回饋的文學發展良性格局。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