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牟宗三治學方法的批評恰是牟宗三所不能接受的，同樣，牟宗三的自我辯護也是胡適所不能認可的，再加上牟宗三致書胡適為自己的方法進行辯護，就愈發冒犯了胡適的威嚴。

　　牟宗三是北大的學生，胡適是北大的先生，二人一生一師，同為20世紀的文化巨擘。先生但開風氣成名早，譽滿天下，學生后來居上，自詡為“古今無兩”﹔先生和學生分別為中國自由主義與文化守成主義的代表人物。師生早年在北大上演了一場學術與文化沖突，成為中國學術史與文化史上的一樁重要公案。

　　初出茅廬碰釘子

　　1927年，牟宗三考入國立北京大學讀預科，兩年后升入哲學系讀本科。在讀預科二年級時，牟宗三由讀《朱子語錄》而開發了對《易經》的愛好。大學三年級時，年僅24歲的牟宗三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憑著直覺感悟力與想象力寫出《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之玄學與道德哲學》一部數十萬言的大書，此書引起名重一時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的重視。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正是這部書引發了血氣方剛的年輕大學生牟宗三與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領袖之一、時任北大教授並且曾是牟宗三授業師胡適的一場充滿歷史意義的沖突。

　　胡適並未完整地讀過這部著作，僅僅讀了其中的第三章，名為“清胡煦的生成哲學之易學”部分。這一章是牟宗三應北大哲學系系刊約的稿子，稿子交出去一年沒有消息，於是牟宗三便向約稿的人詢問，回答說稿子交由胡院長適之先生審閱，尚存於胡先生處，你可以自己去取。牟宗三來到了胡適的辦公室。胡適對牟宗三很客氣地說：“你讀書很勤奮，但是你的方法有危險。我看《易經》中沒有你講的那些道理。我可以介紹一本書給你看看。你可先看歐陽修的《易童子問》。”

　　胡適認為這個青年學子是一可造之材，值得點撥。然而，沒有料到的是，牟宗三不僅不領院長大人的情，反倒振振有詞地替自己辯護起來！他對胡適說：“我講《易經》是當作中國的一種形而上學看，尤其順胡煦的講法講，那不能不是一種自然哲學。”胡適聽了這話，很幽默地說了一句：“噢，你是講形而上學的！”牟宗三聽出了胡適的言外之意：既然你是講形而上學的，那麼我們之間也就不用談了！因為我們不是同路人。談話到此開始陷入僵局。好在談話仍在繼續。胡適以近乎調侃的口氣對牟宗三說：“你恭維我們那位貴本家（胡煦），很了不起，你可以出一本專冊。”牟宗三隻說了一聲“謝謝”就很有禮貌地告辭了。

　　回到宿舍，年輕氣盛而又高狂不馴的牟宗三憋悶得慌，遂提筆寫了一封信給胡適，為自己研究易學的方法進行文字辯護，強調自己的易學問題不是考據問題。一時沖動之下，字裡行間難免流露出意氣之爭。這封信簡直就是向胡適的大膽挑戰！因為他發起了玄學向考據學的進攻。考據學乃是胡適一生在學問上的看家本領，而“玄學”卻非胡適所長。“乳臭未干”的牟宗三竟敢對胡適所崇奉的並被冠於“科學”之名的考據學方法“說不”！牟宗三只是一介大學未畢業的學生，還沒有資格與胡適辯論，胡適自然沒有理會牟宗三。但是，這封信無疑宣布了他在學術上與胡適的決裂。從此以后，就算把胡先生得罪了！

　　“頗能想過一番，但甚迂”

　　其實，牟宗三早就引起了胡適的關注。1930年，胡適重返北大，講授“中國中古思想史”課程，牟宗三正在讀二年級，選修了這門課程。胡適在1931年8月28日的日記中記錄了75個選修他這門課程學生的成績，牟宗三得分為80分，胡適特意在他的分數后加上了一條注語：“頗能想過一番，但甚迂。”這表明胡適從一開始對牟宗三的態度就是一分為二的，具有兩面性。而牟宗三在胡適眼中的特質——“能想”與“迂”在一年后與他的沖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根據專家的分析，胡適說牟宗三“迂”的根據是，他看出才讀到大二的牟宗三對中國思想傳統的態度與五四以來的潮流格格不入。而“頗能想”，當然是指牟宗三具有擅長頗有深度的哲學思辨的頭腦。盡管胡適本意出於對牟宗三關心，想對他的易學研究加以指導，但畢竟師生二人在立場上的分歧之大有若肝膽楚越，而作為學生的牟宗三本來也不是不願意，事實上是很渴望得到老師的指導或點撥。

　　以胡適這樣的身份和地位，況且完全是出於對一位有望造就的青年學生進行教導，是許多莘莘學子夢寐以求並感到三生有幸的，連恭維都來不及。可是，胡適對牟宗三治學方法的批評恰是牟宗三所不願也不能接受的，同樣，牟宗三的自我辯護也是胡適所不願聽到與不能認可的，再加上牟宗三致書胡適為自己的方法進行辯護，就愈發冒犯了胡適的威嚴，讓胡適對他好感的一面完全消失了，也讓胡適對他失去了“教正”的希望。

　　一次過節 一生苦果

　　為此，這位初出茅廬、不諳世故但天才橫溢、精誠專一的鄉下青年，竟要付出終生不能在北大任教的代價。6年之后，牟宗三才在不得不吞食這一事件給他帶來的苦果中回味過來。

　　誠然，胡適一生做過許多好事，在學術上開風氣之先，引領時代思潮，貢獻巨大，尤其是他愛護青年，成人之美，幫助無數青年實現了求學與向往自由的夢想，成為許多青年景仰和崇拜的“導師”。然而，對於異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適先生卻失掉了“容忍”，而不遺余力地加以排擠牟宗三。

　　盡管當年的校長蔡元培極力推行學術自由，兼容並包，能容納有真性情、真生命的學人，使北大成為三足鼎立的自由主義、激進主義與文化守成主義（或保守主義）三大思潮的大本營，但胡適大權在握，更憑借自己是大師的崇高學術威望排斥異己，不僅是直接對一個青年大學生的打擊與傷害，更是直接對神聖的大學理想與學術精神的蔑視與踐踏。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

　　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