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七千人大會召開50周年。小平同志曾說：“在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做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那麼，這次會議的開法究竟有何獨特性呢？

　　1962年初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以其七千人的空前規模載入史冊，以至於研究歷史的人，索性把這個會議叫作七千人大會，對它的正式名稱，反倒有些陌生。

　　這個會議為什麼要擴大到七千人？為什麼要開27天的時間？中央領導層對會議的設想和引導經歷了哪些變化？與會者的心態和討論發言情況如何？最后形成了什麼共識，做出了什麼決策，解決了哪些問題？這樣開會，對后人有什麼樣的啟示？凡此等等，如果填空式回答，似乎不難。但若要拎出會議的要害關鍵，還原當時的政治氣氛，道出中央領導對現實問題的認識過程，揭示當時情況下執政黨的決策方式，就沒有那麼容易了。讀了張素華著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感受頗多，對書中描述的七千人大會的開法，猶有興趣。現嘗試作以下梳理。

　　會議起因：解決糧食征購難題

　　這次會議原本是為解決糧食緊缺這個當時非常具體而又重大的難題而召開的。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和1960年的嚴重自然災害，造成全國糧食全面緊張，糧食征購計劃無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隻完成當年任務的20%，京、津、滬三大城市隨時有斷糧的可能。為解決這個從1954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困難，黨中央專門提請六個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商討辦法。結果與會者多表現出畏難情緒，怕答應了中央要求的糧食征購數目后回去難以落實。中南局書記陶鑄提出，干脆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一次會，以“打通思想”。這個建議似乎印証了中央此前的一個基本判斷：對糧食產量，地方干部沒有完全講老實話，隻有從思想上解決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才可能完成糧食征購計劃。為此，毛澤東不僅同意陶鑄這個提議，還決定再擴大規模，把縣委書記們也請來。這就是有七千多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由來。從中央關於召開七千人大會的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會報告稿來看，當時設想的大會主題實際上有兩個：一個是總結經驗，講清楚“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缺點﹔一個是解決問題，反對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義。但這兩個主題不是並列的，總結經驗是為了反對分散主義，重點在后者。

　　對大會報告稿的獨特處理方式：直接發給與會者征求意見

　　把分散主義作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問題的關鍵，是否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呢？從毛澤東對大會報告稿的處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沒有十足的把握。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有這樣一個說明：“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劉少奇同志和別的幾位同志，准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志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

　　七千人大會在1962年1月11日舉行時，沒有舉行開幕式，而是直接把大會報告稿發給與會者閱讀，然后分組討論，征求意見。討論一開始，果然是議論紛紛。不少與會者明顯不同意報告中提出的反對分散主義的主張。有的省說，工業上有分散主義，但非此不可，否則不能調動地方上發展工業的積極性﹔而農業上不僅沒有分散主義，相反是集中過多，把農民搞得比較苦。有的省說，現在不是反分散主義的問題，而應該反主觀主義。顯然，地方干部與中央的認識並不一致，提出反主觀主義，則尖銳地觸及到“大躍進”運動的失誤原因，並傳達出地方干部對前幾年不好的領導作風尚有心結未解。

　　“如果不是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后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贊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中央在1月15日發現了會議討論的這個重要動向。是堅持按原擬主旨開會，還是根據實際情況重擬報告稿？黨中央和毛澤東於16日果斷決定，應該充分聽取地方同志的意見，重新組成報告起草委員會來起草大會報告，並要求先弄清楚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麼，統一思想后再寫稿子。這個決定，實際上使大會原擬的兩個主題的關系發生了重要變化，即由反對分散主義為主，改成了以總結“大躍進”運動的經驗教訓為主。

　　總結“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大家是擁護的。但在怎樣總結經驗這個問題上，認識就不一致了。由於中央鼓勵人們大膽思考和具體分析，一時間又是議論紛紛，並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來的認識范圍。無論在新成立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內部的討論中，還是在大會的分組討論中，像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還舉不舉，怎樣看1959年的廬山會議，中央提出的從1963年到1972年的遠景規劃設想的指標是高了還是低了，反對分散主義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原擬報告稿是否要推翻重來等問題，都提了出來。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與會者把原擬報告中談得比較抽象和籠統的“大躍進”失誤的原因，也討論得更加具體和深入了。例如，原擬報告強調“大躍進”失誤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缺乏經驗。原則上講，這當然是對的。但在分組討論時，不少人提出，不能把什麼問題都歸結為缺乏經驗。有人說，如果只是因為缺乏經驗，就不能解釋有的省區失誤特別嚴重，而有的省區則相對輕一些，有些穩重的省區甚至糧食也沒怎麼減產，可見，這與各省、市、區負責同志的領導作風是有關系的。有人說，前幾年人們對上面要求的經濟高指標，有的確實是深信不疑，有的是隨大流將信將疑，有的是認為指標高一點便於鼓干勁、動員群眾，這三種情況確實與經驗不足有關。但還有兩種情況就不能說是缺乏經驗了：一種是雖然心裡認為完不成高指標，但是不敢說出來﹔一種是明知不行，卻硬說能夠完成，為的是迎合領導。這兩種情況顯然屬於思想作風問題。這樣的議論，便直接觸及到黨內政治生活是否缺乏民主氣氛的問題了。

　　在分組討論中，幾乎每個省的省委書記都談到缺乏民主氣氛的問題。有人還說當時黨內出現了“四不講”的現象：報上沒發表的不講﹔中央沒講的不講﹔文件沒規定的不講﹔頂頭上司沒講的不講。如果按這樣的“四不講”來搞調查研究，自然就看不到表面無而實際有的情況，聽不到人們口中無而心中有的聲音，自然也就提不出各種正確的意見和建議。

　　這些觀點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大會報告的第二稿對“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更加具體的分析。關於中央吸收大會意見的情況，毛澤東在1月30日的講話中評論說：“報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議論的結果。如果沒有你們的意見，這個第二稿不可能寫成。在第二稿裡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這是你們的功勞。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后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贊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會期為什麼要延長？因為“有些同志的話沒有講出來”

　　會議原准備在1月30日結束。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延長會期，讓大家在北京過一個春節（2月5日）。延長的幾天干什麼呢？毛澤東說：“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話沒有講出來。”“在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這個建議，顯然有利於落實會議的認識成果。如果只是由毛澤東講一篇話即宣告總結經驗的事情做完了，地方上的領導干部心裡的疙瘩還是難以化解，而且他們希望能夠結合本地的實際，把總結經驗的事情做得更具體、更深入一些。這樣，從1月31日到2月7日的會議，便以“出氣”、“順氣”為主，即各省、市、區、部委聽取地、縣兩級的意見，同時檢討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

　　民主氣氛活躍了，大家的心氣就順了，認識也就統一了，接下來的事就是把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落實到克服困難的各項具體政策措施之中。在七千人大會前后形成和實施的工業七十條、農業六十條、商業四十條、高教六十條、科學十四條、文藝八條等，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后，中央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壓縮“大躍進”期間盲目上馬而投入巨大的一些工程，精減城市人口等，都屬於在當時認識條件下總結經驗、修正錯誤、完善政策並貫徹於實踐的重要之舉。

　　七千人大會的召開過程和方法，留給后人的啟示

　　一次為解決糧食征購難題引出的原本是要反對分散主義的大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從中央到縣級的領導干部在認識上出現了如此大的轉變和提升，自是可圈可點。今天的人們已不再面臨當時討論的那些具體難題，但七千人大會的召開過程和方法，卻沉澱了足以讓后人體會應該怎樣去處理難題、總結經驗的啟示。

　　第一，解決難題，要上下通氣，在互動中找出難題背后的深層原因。工作中出現一些難題，因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對實際情況的了解不同而看法不一，這是很尋常的事。尋找解決辦法，自然不能隻著眼於具體現象，而要首先找出背后的根源。統一思想，切忌主觀武斷，把結論強加於人。開會討論，不是簡單地讓別人接受你的主張，要鼓勵人們講真話，不怕有分歧。隻要是符合實際的討論，即使改變原定會議主題也無不可。隻要充分發揚民主，就能“各去所偏，歸於一是”，就能達到統一認識的目的。

　　第二，總結經驗，需要把遇到的實際問題具體地擺出來，深入下去進行分析，才能找到焦點問題和拿出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如果只是抽象地泛泛而談，隻講原則上如何、基本上如何、大體上如何，而涉及具體問題則語焉不詳，這樣即使總結出一些共性的所謂經驗來，雖然不錯，但不鮮明﹔雖然可能皆大歡喜，但很可能不痛不痒或淺嘗輒止，最終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三，對需要解決的難題形成共識之后，還須落實到提出解決難題的具體政策、具體措施和具體辦法上，並一一貫徹於實踐當中。這樣，總結經驗才算是真正地全面地收到了實效。歷史事實說明，七千人大會前后制定的各行各業的切合實際的具體工作條例，以及大會結束后對極度失衡的國民經濟進行的有效調整，為扭轉我國當時的嚴重困難局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