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第一次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

　　在這個理論提出之前，指導中國外交的理論是基於社會制度和政治力量的劃分理論，即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三種力量：社會主義力量、資本主義力量、民族主義力量。在20世紀50年代，這種理論反映了當時兩極格局下的國際政治分野。但到70年代以后，國際政治諸多新情況的出現，用這種理論便難以解釋清楚了。這是因為：

　　首先，中國國際地位迅速提高。原子彈、氫彈爆炸和人造衛星的試制成功，標志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交惡之后，中國調整對民族主義國家的認識，在國際斗爭中旗幟鮮明地站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一邊，贏得了國際信任，於1971年10月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使第三世界國家的呼聲在聯合國講壇上得到了充分表達，令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不得不刮目相看。其次，資本主義陣營結構失衡。由於越南戰爭的拖累，美國在國際戰略態勢上由攻勢轉入守勢。與此同時，西歐國家經濟一體化運動進一步發展，並在政治、防務等各方面加強合作。日本成長為經濟巨人，積極擴大在東南亞等地的政治經濟影響。美國不得不開始調整其歐洲政策和亞洲政策，有必要加緊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最后，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化。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蘇聯經過一系列的國內國際政策調整，終於在70年代取得了蘇美競爭中暫時的主動地位，但卻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美蘇軍備競賽的拖累之中。而經過60年代的中蘇論戰，中國從社會主義陣營分化出去。進入70年代，東歐各國開始走改革的道路，試圖改變對蘇聯的依賴。“布拉格之春”的出現和蘇聯侵捷事件的發生，強烈顯示了東歐各國的不滿和挑戰。

　　此外，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獲得政治獨立，自70年代起，反帝反殖斗爭逐漸由政治方面轉向經濟方面，相繼開展了爭取石油定價權和維護200海裡領海權的斗爭。這表明，發展權益問題正在取代政治獨立問題，成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要求。於是，以中國為旗幟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20世紀70年代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力軍。特別是在中蘇交惡之后，中蘇邊境的陳兵百萬已成為對中國安全的最大威脅。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則正在逐步採取實際步驟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成為中國外交可以借用的力量。這種國際政治分野，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國際戰略理論來解釋。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有其客觀基礎和現實需要。實際上，毛澤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就提出了“中間地帶”理論。到了20世紀60年代，他又根據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將這一理論進一步完善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他說：“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情況還在發展，矛盾還在暴露。”

　　面對激烈變化、迅速改組的世界，毛澤東在“兩個中間地帶”理論的基礎上，於1974年2月形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理論。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全面闡述了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他鄭重聲明，“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從“中間地帶”理論到“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再到“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顯示出毛澤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力圖在急劇變動的世界格局中，為中國爭取有利於生存和發展的國際環境的不懈努力。作為分析由美蘇兩極格局向新的世界格局發展演變中的國際戰略理論，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盡管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和歷史發展的局限性，但是為中國外交順利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鋪平了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指導中國外交實現了兩個轉變。一是改變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得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結論﹔二是改變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條線”戰略，奉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真正不結盟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中國這些重大變化，來自於辯証地揚棄了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使中國外交進入了一個更加活躍的、全方位開放的新時期。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已有38年了。隨著國際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由少數大國主宰世界各國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反映世界多極化趨勢和弱國、窮國及中小國家利益的國際關系理論方興未艾。作為反映這一歷史趨勢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展示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所揭示的時代規律和時代精神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