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重大理論建樹和戰略構想的形成，都是同當時的國際環境和時代特征分不開的。20世紀60年代后期，世界各種力量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逐漸形成了新的戰略態勢。毛澤東抓住時機，開始了中國外交新的戰略調整，先后形成了互為相關的“一條線”構想和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

　　這一時期，兩方面重要因素促使毛澤東認真思考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問題。其一是蘇聯威脅的增強，引起中國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嚴重關切。20世紀60年代后期，中蘇兩黨關系中斷、國家關系惡化，蘇聯全球性進攻戰略態勢對中國形成越來越大的軍事壓力。1969年，蘇聯制造了珍寶島等一系列武裝沖突事件。其二是美國的戰略收縮，使中國有可能在“兩霸”中爭取“一霸”。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全球擴張戰略難以為繼，收縮過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為美國統治階層的共識。美國的這一戰略動向，成為毛澤東全盤考慮調整對外戰略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上述中美蘇三方關系及其力量消長的變化，改變了中美蘇戰略關系的基礎。這樣，緩和中美關系，成為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最佳戰略選擇。

　　1971年春，中國開啟乒乓外交的序幕，中美關系趨向緩和，在世界上引起了連鎖反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建交高潮。此外，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建交的數目大大增加，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隨著中國對外關系新格局逐漸形成，毛澤東對如何應對蘇聯威脅的戰略思考日漸成熟。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提出了“一條線”構想。他說：“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實際上提出了聯合抗蘇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戰略構想。1974年1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進一步提出了“一大片”構想，即指“一條線”周圍的國家。其目的要團結這“一條線”和“一大片”中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國際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

　　從“一條線”到“一大片”的戰略擴展，決定了中國外交戰略將走向全球地理格局的整體化分布。在1974年2月2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毛澤東首次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劃分“三個世界”戰略的實質沒有變，同樣是結成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反對蘇聯稱霸世界，維護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

　　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戰略對反對霸權主義威脅、維護國家安全具有明顯成效，而且對發展中國對外關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首先，雖把美國劃在第一世界，但確認其是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聯合的政治力量。這對中美關系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中國對第二世界的積極評價，擴大了中國同西方國家的聯系，增進了相互了解，為后來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奠定了必要的基礎。最后，毛澤東充實了第三世界的內涵，為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由此確定了中國外交的立足點，也提高了中國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

　　不難發現，從“一條線”到“一大片”再到“三個世界”的戰略演進，凸顯了毛澤東寬廣的國際戰略視野與戰略調整的與時俱進。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明確把中國劃歸第三世界，強調永不稱霸，增強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凝聚力。中國既是第三世界的成員，但又不是普通的一員。作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國家，又是社會制度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決定了中國應當在第三世界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應當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這一重大的戰略調整，成為體現毛澤東國際觀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最重要的典范。

　　盡管由於歷史的局限，特別是中國還處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氛圍之下，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尚存在某些不足，但必須肯定的是，這種戰略調整扭轉了中國兩面受敵的不利局面，並使中國獲得了遠超出自己實力的國際地位，形成了影響世界格局的美蘇中大三角關系，為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全面參與國際事務、展開全方位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開辟了道路，總體上影響深遠。特別是面對世界多極化前景逐漸明朗，深入研究毛澤東分析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領會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對於指導21世紀中國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