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編譯局首次公開發表了一封1878年6月25日馬克思寫給英國《自由新聞》周刊主編與發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信。這封信的原文是英文，至今未曾在國內外發表過，屬於新發現的馬克思手稿。信的字數雖然不多，但卻與馬克思同時期公開發表的其他文章及一些私人信件共同組成一個史料整體，清晰地折射出馬克思與布赫爾進行斗爭的策略和過程，“表現了馬克思特有的革命氣節、革命情懷和堅定的革命立場”。

　　再現馬克思與布赫爾斗爭的新線索

　　信中提到的“布赫爾先生”，即阿道夫·洛塔爾·布赫爾，曾因持有左翼激進觀點而被判監禁，並長期流亡倫敦。返回普魯士后，布赫爾隨即成為拉薩爾的信徒，並曾為俾斯麥與拉薩爾的秘密會見牽線搭橋。拉薩爾死后，布赫爾進入普魯士外交部，投入俾斯麥門下。

　　作為普魯士反動政府的代言人，布赫爾與馬克思有著長達十余年的糾葛。馬克思於1878年6月在《每日新聞》和《法蘭克福報和商報》上公開發表了與布赫爾直接相關的兩篇文章（中譯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和第2版第25卷）。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像梅林、麥克萊倫等傳記作家都未能詳細記述馬克思與布赫爾的糾葛。梅林只是在《社會民主黨史》中對布赫爾一帶而過，甚至MEGA2第一部第25卷也未能深入到事件的細節。這一方面是由於布赫爾根本算不上是馬克思的對手，並不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譜系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史料的限制，無法深入細節。有了這封新發表的信，似乎可以大致再現1878年6月間馬克思與布赫爾的斗爭經過。

　　布赫爾的拉攏與馬克思的拒絕

　　根據梅林在《馬克思傳》中提供的線索，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1860）一書出版后，布赫爾稱其為“現代歷史的提綱”，並聲言要在《奧格斯堡總匯報》上寫一篇書評。1862年，經拉薩爾介紹，布赫爾結識了馬克思。在馬克思眼中，布赫爾不屬於普通的工人流亡者而屬於“上層流亡者”，即“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國家要人’的懷抱”。事實上，布赫爾還曾試圖拉攏馬克思為俾斯麥政府效力，並利用私人關系拉攏歐洲工人運動領袖，借此瓦解革命陣營。

　　1865年10月8日，布赫爾寫信給馬克思，企圖誘使馬克思為普魯士的官方報紙《國家通報》撰寫文章。他在信中表示，馬克思不僅可以“自己決定稿酬條件”，而且可以“完全有自由對現時金融市場上的業務和搞這些業務的人按照……自己的‘學術’觀點發表意見”。他還在信中說，“誰還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參加國家活動，就必須聯合在政府的周圍”。盡管當時馬克思的生活十分拮據，他還是回信拒絕了這一充滿誘惑力的邀請。隨后，布赫爾又去請求杜林。杜林最初接受但又很快謝絕，因為《國家通報》的負責人根本沒有尊重“科學”的態度，這與布赫爾的吹噓大相徑庭。這樣，在馬克思主義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布赫爾以失敗收場。

　　馬克思對布赫爾的揭露

　　14年后的1878年，馬克思完成了《哥達綱領批判》的寫作，恩格斯也完成了《反杜林論》的寫作，革命形勢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不料風雲突變，1878年5月11日，赫德爾行刺威廉一世。6月2日，諾比林再次出手行刺威廉一世。普魯士政府荒唐地將行刺事件與德國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展開了對社會主義者的瘋狂迫害。據說，第一個反社會主義者的《非常法》草案就是布赫爾最先提交議會的，但最終沒能通過。

　　馬克思得知這一消息后，隨即於6月12日在倫敦《每日新聞》報上發表了題為“布赫爾先生”的公開信。他首先提及14年前的舊事，並利用布赫爾繳納“國際工人協會”會員費的報道揭示布赫爾的真實身份是俾斯麥政府的“幫辦”。這封公開信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當時，柏林《福斯報》駐倫敦記者謊稱馬克思寫了一本名為“布赫爾先生”的書，普魯士警察還對許多書店進行了搜查，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

　　6月20日，布赫爾作出反應，在《北德總匯報》發表“聲明”，糾正馬克思“所作的一大堆歪曲”。馬克思於6月25日晚才在《回聲報》上看到布赫爾答復的一段摘要，並立即決定再寫一篇“聲明”，揭穿布赫爾的謊言。新發表的這封信就是馬克思為了准備揭露布赫爾而向科勒特索取相關材料。6月26日，馬克思還致信身在巴黎的卡爾·希爾施，“我在這裡無法弄到布赫爾在《北德總匯報》上的答復。《法蘭克福報》想必也刊登了”，並請希爾施盡快將報紙寄來。可見，身處倫敦的馬克思無法及時獲取來自歐洲大陸的最新消息。直到7月15日，馬克思仍然未能讀到德國報紙上評論“布赫爾先生”的文章。

　　從馬克思6月27日發表在《法蘭克福報和商報》上的文章來看，雖然馬克思未能及時參考其他人評論布赫爾的文章，但也足以指出布赫爾前后兩次不同的和自相矛盾的說法。在《答布赫爾的“聲明”》中，馬克思用不足“30行文字”就澄清了整個事件的經過：第一，布赫爾原本在信中請馬克思依照自己的學術信念撰寫文章，現在卻改稱“對情況作客觀的敘述”，並且否認在信中談起過馬克思的學術觀點。第二，布赫爾原本是受人委托（馬克思猜測是俾斯麥）同馬克思通信的，現在改稱連《國家通報》的編輯都絲毫不知道他們的通信。第三，布赫爾捏造了馬克思的答復，即“馬克思先生回答說，他不會給反動報紙寫文章”。根據馬克思的工作方式，他不會用這樣“空洞的套話”來回答。馬克思最后再次援引了布赫爾的原話，“誰還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參加國家活動，就必須聯合在政府的周圍”，這就一語道出了布赫爾的真正面目。

　　在普魯士政府的高壓之下，馬克思最終未能力挽狂瀾。當白拉克把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國議會討論《非常法》草案的記錄寄給馬克思后，馬克思立即給《每日新聞》撰文揭露俾斯麥的罪行。當然，這樣的文章不可能在英國的報紙上發表，但文稿保存下來了，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1878年10月22日，俾斯麥還是以這兩起刺殺案為借口，頒布了《非常法》，禁止了幾乎全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刊物，勒令解散所有黨和工會的組織，禁止任何集會和游行，甚至逮捕、監禁、驅逐了一大批社會民主黨人。

　　圍繞這封信前后14年間馬克思和布赫爾的斗爭讓我們看到，馬克思在面對反動政府的誘惑時表現出的革命氣節和情懷，他在重大歷史事件關頭時所持的革命立場，以及他如何為筆戰而盡可能詳盡地涉獵各種相關資料。這正是馬克思一貫的工作作風，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更加鮮活地理解馬克思的為人和為學。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基地、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