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快慢及其社会效应分析

　　

   【作者简介】

　　林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工作。

　　主要著作：《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合著）、《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论文）、《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前景：从提升生活质量走向增进社会质量》（论文）等。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持续了20年的时间。其年均GDP增长率在“十五”期间为9.8%，到“十一五”期间为11.2%，平均超过10%。在一些国外评论者看来，这种高速发展的态势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对于许多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被人们看作是“常态”，并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期望。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欧洲金融危机及其所面对的经济发展困境，给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引发了人们普遍关注和争论。本文力图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评估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社会效应并探索所涉及的一些关键因素，为政策分析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导引。

　　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及其效应评估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并提升人民生活的总体水平。但是，当对这一假设进行探究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成长的积极或消极效用要通过各种制度背景、组织因素和阶级结构等的“折射”而达成。由此，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与该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拉美为例，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很高，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发展的“拉美陷阱”。①因此，当我们询问发展进程的社会效益和成本时，我们有必要询问向什么方向发展，以什么样的代价发展，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展，发展的成果是否为各阶级和社会群体所共享，抑或是否强化了阶级分化和差距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与发展战略的设计相关。

　　在中国，自1994年以后我们逐渐培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在市场的驱动和公共财政的刺激下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这种高速增长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贡献很大。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指标，城市居民的收入从1995年的4283元增长到2011年的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578元增长到6977元。②但是，人们对于这一增长所导致的许多弊病和后遗症提出了批评，包括社会发展滞后、环境代价、劳工代价、粗放型生长、技术更新换代滞后、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在2004年后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并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又好又快，“把好放在第一位”，用科学发展观取代以往追求量的增加的发展观。这些努力对于缓解由经济快速增长所造成的消极结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自2009年以来，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一度降低到6.1%（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4月16日发布的数据）。在2010年，这一速度出现了反弹（10.3%），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后，其实际增长速度仍然超出这一目标，达到9.2%。目前，随着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调控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采用和国内外发展环境因素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增长速率在逐渐下降，并引发了经济发展快和慢这两种发展导向孰是孰非的争议。一些人从消极的意义上评论这一下降现象，认为低增长率意味着经济运行状况的恶化而不是优化。③

　　在对于这一状况的讨论中，我们要关注以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发展速度与发展的社会效应的联系。在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会习惯于把追求速度和数量作为追求目标而无暇顾及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品质、降低污染、培育核心技术，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化等任务。目前，那种以劳动力的代价和环境资源的代价来换取高速GDP增长的做法已经招致人们的诟病，而“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正在得到人们的积极回应。这一理念要求我们降低污染和能耗，鼓励以经济发展的低速度来应对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城市膨胀以及过度消费的危机。这一发展理念对于评估经济发展的速率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常态”的理解。我们要正视并探索由中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效应，并重新审视“常态”这一问题。这一要求为以下原因所强化：第一，近30年的跳跃性发展本身并不是“常态”状况，而是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特征；当经济发展上了台阶以后，发展速度就会放缓。第二，经济总量的扩大使保持高速度发展日益困难，因为每个经济增长点所代表的实际数值很大。第三，国际金融环境和经济生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欧洲经济体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对于中国的出口和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企业生产环境改造方面成本的增加。第五，民营经济的驱动力正在弱化，企业创新能力在下降，并出现民营企业家群体大量外流的现象，等等。这些因素都要求我们降低对发展速度的期望，把中速发展作为“常态”状况进行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策分析。

　　最后，达成高速增长所采取的手段。在反思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时，我们也要把关注点放在实现高速增长的手段、途径、所具有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效应这些问题上。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政府固然可以采取公共投资作为刺激政策来调整经济运行的速度。例如在美国，政府投入就成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但其效用招致了诸如茶党等方面的批评。④在中国，近年来四万亿的投资促进了公共开支的增长，但也引致通货膨胀的威胁。⑤而且，由于这些费用中的许多部分进入了公共开支领域，从而强化了公共部门的经济力量而弱化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强化了官本位体系而弱化了民间企业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强化了社会“管控”的色彩而弱化了社会生活多样化的诉求。因此，我们要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来研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所造成的社会效果。

　　由此，经济发展快和慢问题本身是一个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要与质的方面的评估联系起来。经济的低速发展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造成困难，但也促使人们在提升竞争力、提高产品品质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方面进行更多的努力。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10%以上逐渐降到8%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8.1%，第二季度为7.6%）。这种中速发展的态势就要求企业改变经营方式，由以往的粗放型经营转向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产品质量的方向；而依靠大量的公共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不仅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会形成一些消极的社会效应。在此意义上，遵从市场规律，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中速发展），将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