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政局变化及其启示

既要重视城市中产阶层的参与诉求，又要满足农民的民生需求

城市往往是中产阶层的聚居区域，随着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希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公民权利日益成为其主要诉求。而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活水平不高，农民对于改善民生的需求往往更为迫切。

如在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增强，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经济增长而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其开始认为对于执政党，哪怕是一般的错误或些许瑕疵就理应承担责任。“干得好是应该的，干得不好就用选票给他们教训”“让反对党在国会有更多监督和制衡的力量”逐渐被新加坡较多民众所认同。

而在马来西亚，城市日益成为反对派活动的主要阵地，伴随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诸如吉隆坡、槟城等主要城市集聚了大量属于中产阶层的市民，这其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为华人，目前约占吉隆坡总人口的40%，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希望有参与改变种族歧视政策的机会。不但华人希图改变现状，而且随着城市中诸多属于中产阶层的马来人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独立判断政治体系的能力日益提升，不少民众对“国阵”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物价上涨、联邦政府债务快速增加、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等现象表示不满。

但是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占大多数，且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差，农村选民更多地要求执政党能够满足他们对于提高生活条件、改善基础设施、维护土地权益等方面的具体物质要求。执政联盟“国阵”有自主划分选区和行政动员的优势，在选区划分上有意保持了农村马来人聚居地区的比重，而限制城市选区的权重。“国阵”中的巫统也始终坚持马来人优先的立场，积极加强农村马来人居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使得农村的马来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最终虽然其全国得票率只有47.42%，但在222席国会中仍赢得133席的优势。而反对党联盟“民联”虽然获得全国50.83%的选票支持，也只能获得3个州的执政权和国会89个议席。因此，执政党的农村政策决定了广大农村马来选民的选票意向，加强农村的民生政策有利于巩固政权，对维护执政党在农村地区的政治合法性和实现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执政党必须保持内部团结，并有效遏制权力腐败现象

在新加坡，由于长期以来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绩效优异，执政团队廉政形象鲜明，长期蝉联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体上是团结的，人民行动党在现有政治格局中仍然位于主导地位，反对党并不能奢望马上成为更换执政党的“替代”性政党，而只是期待有机会成为国会中的“平衡”性政党，以增加在国会中的监督和制衡力量，为目前的“一党独大”体制提供一些竞争因素。

但是在马来西亚，主要执政党“巫统”由于内部权力斗争和政见分歧，曾任马来西亚副首相的安华，1998年遭时任首相马哈蒂尔革职，并被法院判定渎职和鸡奸罪入狱。由此逐步分裂出由原副首相安华为首的一部分马来人政治力量，其部分党内支持者“另起炉灶”组建人民公正党，执政党内的矛盾逐渐演变成公开的党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