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

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台湾《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三万五千字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①］。翌年春天，我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及这篇文章，以它为例说明：在今天，“‘儒学复兴’说决不只是为传统文化唱几声赞歌而已，它是针对中国今天的现实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国内外都有人借东亚‘四小龙’经济成功的例子，或明或暗地鼓吹中国应走‘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挑战。我们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不能回避这些尖锐的现实问题”［②］。台湾学者李明辉先生在《中国大陆关于当代新儒学的研究：背景、成果与评价》一文中专门引出了我的这段谈话，认为它“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大陆学者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机［③］。后来我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一文中对其作了回应，指出：“看过蒋庆文章的人都会明白，到底是谁在挑起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事实上我在那次谈话中也只是‘点到’而已，旨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蒋庆的文章已经问世三年多了，大陆学者没有发表过一篇正面同他讨论、交锋的文章，直到最近李宗桂在《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一书中才对其有所辩驳。大陆学者到底是意识形态性太强还是太弱，倒真是一个值得我们自己反省的问题。”［④］说这话后又过去了四年时间，至今在大陆报刊上仍未见过一篇专门评论蒋庆“复兴儒学”纲领的文章，说明它并未引起大陆学术界的真正重视。

今天我为什么要重提七年前一位大陆学者发表在海峡对岸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有感于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在“文化保守主义话语”盛行的氛围下，“复兴儒学”的思潮大有滋长蔓延之势，而一些人对“复兴儒学”与我们党倡导的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是什么关系，二者有何区别，认识得并不清楚，甚至有人误以为“复兴儒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条件。蒋庆的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种思想主张的实质，了解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明乎此，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好感而并非自觉地跟着这种思潮跑的人可能就会头脑清醒一些了。在文化研究中，包括在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研究中，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意识形态，看了蒋庆的文章后就会明白，主张复兴儒学的人绝不是淡化而是在极力强化意识形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其思想主张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蒋庆的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文化研究与讨论和意识形态斗争到底是什么关系。

蒋庆文章发表之时，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此前“复兴儒学”作为８０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一派观点，其倡导者主要是港台、海外的新儒家学者，它在大陆学界虽然也引起了一些人思想上的共鸣，但在文化讨论中并未成为主流话语，在大陆学者中也没有出现自称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保守主义”作为８０年代激进反传统的对立面而出现并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公开标举现代新儒学旗帜的“大陆新儒家”［⑤］，各种各样的“复兴儒学”的观点纷纷发表出来。有人公开主张要用儒家的“天人合一”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两端执中”的中庸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被歪曲成为只讲斗争不讲同一的“斗争哲学”）；有人认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有人全盘肯定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整个说来“在今天仍有用处”，主张以儒家伦理为基础，来重建今日中国的道德规范体系。有的大陆学者无条件地全面认同港台新儒学，主张让港台新儒学“反哺”大陆，以实现儒学“返乡复位”的目的；有的学者则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并认定“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还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儒学”或“社会主义新儒学”的构想。发表上述观点的学者的立场、感情、态度可能很不一样，但有一共同趋向，即高度评价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认为它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２１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如果真是这样，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即将或将会成为现实，那么蒋庆在９０年代前夕发表的“复兴儒学”的纲领就将成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性文献”，谁也不能忽略它的重要意义；如果历史的实践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和完全不现实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中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包括儒学的本质和功能），明确今后的文化方向。总之，我认为对蒋文给予必要的重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

《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证“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复兴儒学的问题”，是讲现实意义和重要性；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大陆当前复兴儒学的可能性问题”，是讲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第三部分进一步说明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六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复兴儒学与中国大陆的“马列主义问题”、“虚无主义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民主政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教育危机问题”的关系，说明儒学能够回应、对治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据和现实途径。从文章的纲目可以看出，这篇三万余言的长文实际上是新儒家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难怪有人把它和１９５８年在香港发表的“港台新儒家宣言”［⑥］略相对应，称之为“大陆新儒家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