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

关于儒学的发展前景问题，８０年代以来，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是谈论得最多的学者之一。拿杜维明的有关言论同蒋庆“复兴儒学”的纲领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杜维明从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人类几大文明在２０世纪都有“历久弥坚的生命力”，推论出产生于同一时期的儒家文化亦将有“第三期发展”之光明前景的结论。但在具体谈到儒学在中国的现实处境时，他又一再说最多只看见了“一阳来复”的契机，“大概至少也得一百年后才能看出某些比较明显的迹象”［⑦］。他提出了“儒学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先在国外的某些地方发生影响，即……要经过纽约、巴黎、东京，在外面取得了发言权，再回到中国来”的构想，也就是说，对于儒学在中国的最近前景并不表示十分乐观。蒋庆的估计比杜维明要乐观得多。他看到的是“儒学复兴”从梁（漱溟）、熊（十力）开始，经过唐（君毅）、牟（宗三），一直到现在的杜（维明）、刘（述先）的“节节胜利”，认为儒学的当前使命不是走向世界，而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中国大陆，“去实现其悲天悯人的崇高使命”。在他看来，“现在的儒学复兴已经发展到了返乡复位的关键时刻”，“整个儒学一百年来的第三次复兴运动……大功告成、圆满结束”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要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就不能回避它同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蒋庆提出了“取代”说，明确主张“儒学应取代马列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杜维明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实质涵义是要使儒学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中取得“文法”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将要改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今日中国文化格局，那么这种观点实质上也是一种“取代”说。但在谈到儒学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时，杜维明主张儒学要同其它思想流派对话，包括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要同马克思主义对话。“儒学是否能够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⑧］。他还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⑨］。这同蒋庆对马列主义放肆攻击、污蔑、曲解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这两位新儒家学者对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不同估计和设想，反映了他们从不同的生存处境和感受出发，考察“儒学复兴”问题的视角和结论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从其认识差别之大，也叫人怀疑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到底有多少客观必然的根据，他们的主观愿望到底有多少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因为他们都是从儒学的本质是“哲学的人学”或“神圣天道的体现”的抽象命题出发来讲儒学的现代意义，推论其未来发展前景，即不是用历史来说明思想而是用思想来决定历史的进程。“复兴儒学”的愿望建立在这种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其前景如何确实是大可怀疑的。

我们认为，作为前现代的意识形态的儒学，决不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全面复兴，重新取得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正统或“独尊”地位，但并不是说对儒学要全面否定和抛弃，它在２１世纪的中国文化格局中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恰恰相反，我们在指出儒学的本质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同时，又高度评价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维系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的巨大历史功能和精神力量，认为今天中国的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传统的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落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基础；正确开掘和利用儒学的精神资源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当然也要防止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我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儒学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将会好于它命运多舛的２０世纪。这是因为，在经过了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价值转换的世纪之后，人们对儒学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弊端和完全断弃传统对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危殆均有了痛切的认识与感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人们对儒学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放弃了重新取得正统地位、“独尊”地位或“文法”地位的奢望的儒学将成为２１世纪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的一元，以其特有的人文价值为合理的人类文化建构作出其它文明所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十分强调继承和弘扬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同时也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一文化方针的特点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国学”、“西学”三者的关系仍然是２１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主题。我们和“儒学复兴”论者的分岐不在于要不要重视儒学，要不要研究儒学，要不要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精华，而在于怎样认识儒学的本质，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儒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在今日能否全面“复兴儒学”，让它在未来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格局中居于正统或主导地位。当然，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对蒋庆所说的儒学的“神圣性”、“普遍性”、“永恒性”的亵渎。如果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准宗教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在今天绝对不能赞成把儒学重新变成宗教。

注释：

①台湾《鹅湖》第１７０、１７１期，１９８９年８、９月。下引该文不再加注。

②关东：《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哲学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③李明辉：《中国大陆关于当代新儒学的研究：背景、成果与评价》（台湾《当代》１９９１年７月号）。

④《南开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⑤参见拙文《要注意研究９０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高校理论战线》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⑥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香港《民主评论》第９卷第１期，１９５８年１月）。

⑦⑧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纽约《知识分子》１９８５年秋季号）。

⑨参见台湾《中国论坛》第３１９期，１９８９年１月；《当代》第３９期，１９８９年７月。

来源：《晋阳学刊》1997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