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兴儒学”思潮产生的背景

蒋文第二部分是专门讨论“中国大陆当前复兴儒学的可能性问题”。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不是抽象的可能性，而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他认为儒学复兴在中国大陆已“出现了转机”，“曙光出现了，喷薄腾空的红日就不远了”，“只要我们不断努力，这一转机就会变为现实”。他的估计是否符合实际，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是否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大好形势，我们暂不加以讨论。蒋文的这一部分论述倒是对我们确切认识“复兴儒学”思潮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内外条件颇有启发。他对“中国大陆当前复兴儒学的可能性问题”的三个方面的论述，正可以看作是“复兴儒学”思潮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产生和滋长蔓延的三个方面的背景。

一、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为“儒学复兴”说的出场提供了机会和舞台。

蒋庆认为：“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人们已经从民族文化崩溃的极度痛苦与失望中猛醒过来，开始认同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了。”这具体表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文学中出现了‘寻根热’，音乐中出现了‘西部歌曲’，学术界出现了‘文化热’等等”。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的认同民族文化的现象，作为对文革中全盘否定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抗，确有“物极必反”的意义。“重新评价孔子、重新评价儒学”在那个时代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后来在学术界出现了“文化热”，人们开始讨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也完全是正常的。正是在这个讨论中，出现了一派主张“复兴儒学”的观点，它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方针，而是主张全面认同和恢复儒家文化的价值，以它为主导思想来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虽然在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这派观点并非主流，和偏激的主张西化和反传统的观点相比声音显得十分微弱，但是它毕竟已经出场，儒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判和压抑三十年后，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并与其它两派主流思潮相抗衡，力图成为新的主流话语，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

二、所谓“信仰危机”为儒学复兴说的产生和滋蔓提供了最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蒋庆认为：“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可能性还在于中国大陆出现了‘信仰危机’。所谓‘信仰危机’是指中国大陆的人们普遍不再相信马列主义。……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人们在精神上处于空白状态，这无疑为复兴儒学提供了一个最大的可能性。”这一十分坦率的陈述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弱无力和效果不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削弱，给包括“儒学复兴”说在内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和滋长蔓延提供了最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提供了它们所需要的精神空间。它们特别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希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疏远、冷淡以至“不再相信马列主义”，“在精神上处于空白状态”，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以乘虚而入，迅速地去填充和占领这些精神空间。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我国青年中流行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依德热”等等，曾被看作是那个时代“信仰危机”的表现；大陆和港台、海外新儒家也同样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认为这将为复兴儒学提供一个“最大的可能性”。蒋文的这一说明正是道出了儒学之“热”与马克思主义之“冷”、“复兴儒学”思潮与“信仰危机”之间的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他们努力进行这种精神空间争夺战正是说明了其意识形态斗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大陆“复兴儒学”思潮的兴起与港台、海外新儒学的积极传播和影响有密切关系，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和一切可能的支持及帮助。

蒋庆指出：“复兴儒学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问题，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提出来了，如梁漱溟先生。以后香港新儒家更是把复兴儒学作为己任，并引起国内人士的广泛关注。”“这几年通过杜维明、刘述先等儒家学者们的积极传播活动，儒家的文化价值逐渐被国人所认识。现在国内已有一些青年学者在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影响之下能够自觉地认同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应该说，他在这里讲的是一些基本的事实，说明当今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思潮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思想理论来源和历史发展根据，也有现实的外缘条件。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大陆本来就有“复兴儒学”的思潮，这是指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老一辈新儒家学者在２０—４０年代所发起的新儒学运动，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理论创造。５０年代以后，这种思潮在中国大陆已没有生存的环境和条件，但在港台、海外却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经过唐、牟一代发展到以杜、刘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学已逐渐走向世界。此时中国大陆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大陆学者是从８０年代中期才开始重新接触和研究现代新儒学的，最初主要是进行一种思想史的研究，出学案，编资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其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和评论。十年来也有一些大陆学者在接触了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后，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能力，耽读浸润久之由欣赏而认同而崇奉，以至完全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信徒，成为在大陆传播新儒学和主张“复兴儒学”的代表人物。从我们的工作来说，这是一个教训，在对外开放中介绍、引进种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必须结合中国今天的实际，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否则就会给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发展空间，削弱我们自己的思想阵地。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来说，这也具有必然性，对于从外面引进来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站在不同学术立场上的人，都必然会有赞成或反对、吸收或排拒、认同或批判等种种不同的态度，有认识上的差异和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

蒋庆把港台海外新儒家在中国大陆积极传播儒学和新儒学的活动称之为“反哺”，高度评价这种文化“反哺”的意义。他说：“唐君毅先生在世时曾坚信总有一天海外的新儒家们会把中国的儒家文化‘反哺’进中国大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一定意义上说，大陆“复兴儒学”思潮的出现，正是港台海外新儒家进行“反哺”的结果。

蒋庆还提出了儒学的现代发展共分四期的看法：第一期为“守先待后期”，第二期为“讲明正学期”，第三期为“传播反哺期”，第四期为“返乡复位期”。其中，“第三期传播反哺期的特征是儒家人物站在世界文化激荡的交会点上，将儒家思想传播于海外，反哺于国内，扩大儒学在国际国内的影响”。这就是指当今活跃于港台海外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所进行的积极宣传和传播新儒学的活动。他们将重点放在面向大陆的学术文化界，频繁出席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被邀到各地讲学和访问，也在港台海外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上与大陆学者广泛接触，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文化交流的同时，自然也要渗透他们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对少数象蒋庆这样对大陆的现实强烈不满、自觉认同港台新儒学的大陆学者，更是极力支持和扶植，为其创造出国开会、发表论著的机会和条件。有的大陆学者还能利用港台、海外提供的经费在大陆出版反映其利益和需要的刊物或丛书。这种文化“反哺”和渗透活动的重要成效之一，就是在中国大陆争取到了一批“道友”，出现了所谓“大陆新儒家”，影响、推动了大陆“复兴儒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滋蔓。这对于他们所期待的“儒学在中国大陆本土全面复兴”来说，无疑是一线希望之光，但能否把它看作是红日喷薄腾空之前的“曙光”，则恐怕未必。因为“大陆新儒家”的出现，大陆“复兴儒学”思潮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儒学必然会在中国大陆“全面复兴”。儒学复兴作为少数人的愿望和在中国大陆成为客观现实毕竟还不是一回事。特别是象蒋庆所期望的那样，儒学复兴即意味着它在中国大陆取代马列主义“作为‘国教’的独尊地位”，重新成为正统思想，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则大可怀疑。儒学在下个世纪的中国到底会有怎样的前景和命运，还是一有待研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