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立国之本”

蒋庆认为，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和政治民主问题，而是“民族生命无处安立”、“民族精神彻底丧失”（所谓“十亿中国人的精神无所归依，十亿颗灵魂四处飘荡”）的问题，表现为“儒家传统遭到普遍否定”、“中国大陆已经全盘西化”等等。他认为这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近百年来政治上一直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

他又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近百年来民族生命会无处安立，民族精神会彻底丧失呢？分析到最后，他认为根本原因是：“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而这种异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最高极点。”因此，他得出了极其明确的结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所谓“复兴儒学是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其实质涵义就是要用儒学来取代马列主义。

中国大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立国之本或思想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蒋庆清楚地意识到：“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大陆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复兴儒学必然要同马列主义发生正面对抗。”他是自觉地来同马列主义“对抗”和“冲突”，主动挑起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的，故将文章的主要批判、攻击矛头集中指向马列主义。这类歪曲、污蔑、攻击性言论在蒋文中比比皆是，诸如：

“马列主义只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而不是从神圣本源中产生出来的普遍真理。……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

“马列主义不是正统的西方文化，……从本质上来看，马列主义是反传统文化的，……在西方深厚的传统文化中马列主义没有根。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

“马列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批判学说。……马列主义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国人的生命，又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马列主义永远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斗争学说。”

“马列主义是一种政治批判哲学，……而不是一种道德学说或者说伦理思想，马列主义中没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成分，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内容。所以，马列主义担当不起德性教育的任务。如果硬要用马列主义进行德性教育，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反潮流’、‘对着干’的造反派或天不怕的‘白卷英雄’。”

这些语言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相比毫不逊色，而且表现出更加武断、更加极端、更加情绪化的特点，只有根本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分析论证。

稍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思想学说作为精神产品，它的创造都离不开个别思想家的头脑，但其思想内容则具有客观性，它总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自身解放的学说，具有最宽阔的襟怀和普遍真理性的品格，因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解放的前提，为此就必须如实地科学地认识世界，并按照世界的客观规律来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它在创立过程中就充分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积极成果，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反西方传统文化的呢？相反，它是深深地扎根于包括西方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之中，并根据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不断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已不是隶属于哪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代表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异族文化”来加以拒斥，只能损害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成功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贫穷落后、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蒋庆无视这一基本事实，硬要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最高极点”，这只能说明他是站在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对立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因此得出来的结论也与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

蒋庆不仅把批判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同时也指向中国大陆的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在他看来，儒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公开树起道德批判的旗帜，对中国大陆的社会与政治进行公开批判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他乐作先锋，公开对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教育、思想文化政策和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

在经济上，他重点批判和否定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指责它不符合人性和物性；另一方面，又用儒家学说极力论证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谓的“人性基础”。他说：“中国大陆四九年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后，中国大陆的经济生活就陷入了紊乱，畸型发展，不断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公有制从本质上来说是违背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基础，非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窒息社会的经济生活。”“公有制的最大弊病不是在于经济效益不高，而是在于违背了人性与物性。”儒家不是主张“性善论”吗？为什么体现社会公平的财产公有制反而不符合人性，肯定剥削与压迫的合理性、表现“人类的罪恶与堕落”（蒋庆语）的私有制倒有了“人性的基础”，成为“善”的象征和“天意的体现”呢？蒋文并没有讲清楚，而是根本回避了这个问题。这里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经济学说和人性理论到底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在政治上，他把批判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强化到了极点，非但没有在中国实现民主，反而使中国陷入了更大的专制”。他所要求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不仅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而且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在精神，即以个人的基本人权和政府的道德责任为内在精神的彻底西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

他还全盘否定中国大陆的教育和解放后我国教育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认为“中国大陆三十年来的教育完全是失败的”，“中国大陆存在着严重的教育危机”，“中国大陆三十年来一直到现在都未进行过真正的民族意识教育”。这类完全不顾事实的批判否定性言论，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毫无建设性的意义，它和真正关心中国教育发展的人士指出我们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时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