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院院长兼学报主编方克立教授应日本文部省大学共同利用机关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邀请，于１９９６年２月至５月任该中心客座教授。本文是５月１７日作者在日本举办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对２１世纪的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厚。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注意对那个时代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总结研究，作批判性的评述，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哲学所作的总结性研究，《四朝学案》（《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识》）对宋明理学所作的总结性研究，这些都可以说是广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早就有了，但在近代以前，它和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史还分不开界线，因为上述著作都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史著作。

中国是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后，才明确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的规律，也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关于“性与天道”的学问。哲学研究的问题涉及到真、善、美的各个领域，包括形上学、认识论、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领域。于是有人开始参照西方哲学的问题和研究范围，来整理中国传统哲学资料，哪些属宇宙观、形上学问题，哪些是认识论问题，分门别类，形成几大块，并寻绎出一个思想发展的线索来，建立所谓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这种工作实际上是日本学者最先开始做的，中国到本世纪才有人讲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而且早期的研究受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的影响比较大。

中国较早受到西方影响进行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梁启超学识渊博，他写过很多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但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他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曾经对胡适有过影响，但是他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又都出版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显然又受到过胡适的影响。

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飧书》等著作中，有许多文章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解的深度要超过梁启超。

蔡元培在清末宣统年间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虽然是讲伦理学史，但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中国近代的这些思想先驱，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都曾留学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日文著作或西方哲学著作的日译本，当然也有他们根据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所作出的独特理解，以及他们个人的一些研究心得。

中国学者用近代学术观念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应该说是胡适。他留学美国，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主要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方法，回国后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１９１９年商务出版。这本书的价值，蔡元培在为它写的“序”中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肯定它四点：①证明的方法；②扼要的手段；③平等的眼光；④系统的研究。其中第三点“平等的眼光”最重要，肯定它突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定儒学为一尊的传统观念，对孔、老、墨平等看待，把他们都看作是古代哲学家，都肯定其长处，批评其缺失。这是封建时代的学术史著作做不到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胡适以后，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二个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冯友兰。冯友兰先在北大学中国哲学，后留学美国，接受了西方的新实在论哲学。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列出中国和西方的各种人生哲学加以比较，但偏重讲伦理学，还不能算是哲学史著作。冯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中国哲学史，讲稿形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分别于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４年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了上册，写到先秦为止，他终其生也没有把下册写出来。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全的，是通史，这是它的优胜处。冯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卜德译成英文出版，至今仍是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我注意到吾妻重二教授最近出版了该书的第二个日译本，第一个译本早在１９４２年就已出版。在日本，冯的《中国哲学史》似乎没有产生在英文世界那样大的影响。

在旧中国，还出版过一些中国学者写的其他中国哲学史著作，如钟泰的《中国哲学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等，但这些著作都不如胡适、冯友兰的书影响大。

解放前也出版过一些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专史和断代史著作，如在中国佛教史方面，有蒋维乔和黄忏华的著作。蒋书主要是根据日本学者境野黄洋的《支那佛教史讲话》编写的，黄书则是根据宇井伯寿的《支那佛教史》小册子编译而成的，都谈不上有多少自己的研究心得。解放前中国学者写的最有价值的佛教史著作是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也曾留学美国，哈佛出身，他不仅懂西方哲学，而且学过梵文和巴利文，写过《印度哲学史略》一书。另外，中国老一辈著名学者陈寅恪、陈垣都在佛教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们研究工作的特点是对宗教不是抱信仰态度，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认识对象来进行学术史的研究，并且都在考证方面下了很深、很专门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