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队伍的变化也较大。老一辈专家侯外庐、冯友兰、严北溟、孙叔平、赵纪彬、邱汉生、杨荣国、王明、冯契等人相继去世，张岱年、任继愈、石峻等学者现在都已超过８０岁。这个时期起骨干作用和学科带头人作用的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代中年哲学史工作者。这些人毕业于五、六十年代，文革耽误了十年，在时间上有紧迫感，勤奋工作，挑起了科研和培养下一代两付重担。他们中有的现在实际上已进入老年，他们培养的更年青的一代专家也已逐步成长起来。中国在８０年代建立了学位制度，对培养新一代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国大陆现在有九个大学和科研单位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它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先后被批准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的有４０人左右。十余年来他们已培养了１００多位中国哲学专业博士。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全国有２０多个，已培养了数百名硕士。这批年轻学者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年富力强，现已成为各大学和研究所教学科研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的成长很快，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已经提升为教授。目前全国已有七位年轻的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陈来、郭齐勇、李维武、李宗桂、赖永海、杨国荣、陈卫平）。中国哲学史学科这种后继有人的局面是十分可喜的。

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活跃还表现在有关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和重要学术会议不断出现、频繁召开。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是１９７９年正式成立的，下属的二级学会有中国周易研究会、中国宋学研究会、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等。各地组织了不少地方性的孔子学会、周易学会，老庄学会……，特别注意开展对本地区历史上出现的著名哲学家的研究。８０年代成立的全国性儒学研究组织有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华孔子学会两大家，前年还由中国发起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于７０年代中期的国际中国哲学会，８０年代初中国大陆就有学者参与其活动，出席该学会两年召开一次的年会，以后参与者越来越多，去年七月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出席第九届年会的中国大陆学者已多达３５人。中国学者还于１９９３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近年来由各个大学、研究所和各个学会在中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各种学术会议越来越多，内容涉及对传统哲学的梳理和正确诠释，它的现代价值，中外、东西哲学比较，以及中国近现代哲学等广泛的问题和研究领域。中国各地学者之间，中外学者之间，通过这些学术会议加强了联系和交流。

５０年代以后港台学者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港台地区，没有经历过对儒家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猛烈的批判，在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阻力较小，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特别是新儒家学者对中国儒家正统哲学，孔孟程朱陆王的道德心性之学，作了较多的研究和阐扬。台湾天主教派的新士林哲学，从“本土化”的需要出发，也注意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罗光主教的一套《中国哲学思想史》就写了九大本，他还有多种阐论儒家生命哲学的著作问世。大陆和港台研究中国哲学的指导理论和方法不同，但研究成果也可以互补。

我们在世纪之末来总结回顾这一个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走过的历程，应该肯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中国哲学史学科也有很大的发展，有长足的进步。这个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基本上是胡适、冯友兰领风骚的时期，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等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主导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它们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实现了一个“结合”，当然也有歪曲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因为程朱理学到底不是新实在论，颜元、戴震哲学也不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后半个世纪则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占绝对优势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一个时期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理解，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都要认真加以总结。

展望下个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我们相信，在２０世纪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进展的基础上，它一定会向着科学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前进。因为中国和整个亚洲重新崛起、东方文明复兴的历史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教育在２１世纪还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包括学位制度的健全和制度化，下个世纪还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和硕士，数量会比现在有所增加，专业队伍将不断扩展、壮大。后者在思想上会更加开放，他们的学业基础和研究条件会更好，包括国际交流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好。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哲学史学科在２１世纪还会有一个大发展，研究成果将会更多，水平更高，并且有可能出现以下几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