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２０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我们还必须提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他写了３０年，前后思想有一些变化，但在去世前终于把七卷本都写出来了。冯先生解放后放弃了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表示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观上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唯心主义的“根”并不那么容易完全清除掉，所以不时还要表现出来，于是不断地受批判和作自我批判。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论”时，基本上还是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道理；到他写到该书最后两卷时，中国社会上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有所发展，他又写进了一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例如他在该书的“结语”中说，中国传统哲学是“仇必和而解”（张载语），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是“仇必仇到底”，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同于所谓“斗争哲学”。他的结论是人类历史的趋势必然是以调和哲学来取代斗争哲学，这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冯先生这个人比较复杂，我们对《新编》的评价还是要看全书，全面衡论其价值。从３０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到８０年代的《新编》七卷本，可以看到冯先生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概况。

近十余年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的通史、通论性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李泽厚的三个“思想史论”，即《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作者确实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从过去３０年的困境中走出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思想史研究政治性太强，讲历史问题往往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发的，学术上并不十分严谨，所以人们对他的看法分歧很大。他最近提出要“告别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和１９４９年的革命都搞错了，中国不应该走革命道路而应该走改良道路，又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特别是近现代史学界的一场大讨论。从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的建设发展来看，对李泽厚的三个“史论”不能评价太高。他可以说是一个现代思想家而主要不是哲学史家。

解放后，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哲学专史、断代史、哲学家个案研究、专书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数量相当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都被作为研究对象，有专门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出版。有些过去鲜为人知的思想家也被发掘出来。在断代哲学研究方面，先秦哲学始终是研究重点，孔孟儒家、老庄道家和《周易》的研究成果最多。过去由于判定宋明理学是唯心论，不被学术界重视，汉代哲学也是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领域，８０年代都召开过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予以推动，以后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研究成果，如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石训等著的《中国宋代哲学》，还有张立文、陈来、蒙培元、贾顺先等人关于宋明理学的著作；汉代哲学方面也先后出版了金春峰、于首奎、祝瑞开、周桂钿等人的研究专著。过去由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在哲学史研究中表现出“厚古薄今”的倾向。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也得到了加强，出版了多种研究专著和教材，而且今天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多地是在近现代。最近十年来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展和人们对它的重视，也对扭转“厚古薄今”的学术取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中国哲学专史研究方面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中国唯物论史、中国辩证法史、中国认识论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人性论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美学史、中国逻辑史、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国无神论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易学史、中国儒学史、中国道家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等等。其中有些是集体研究的成果，有些是作者下了多年功夫的精心结撰之作。如朱伯昆先生的四卷本《易学哲学史》，在推动对《周易》哲学的科学研究方面就起了重要作用。朱先生是学者，不是靠《周易》来混饭吃的时髦易学家，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在当今中国数百种易学书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受到很高的学术评价；朱先生也因此而成为当今中国易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美芝灵国际易学院院长、《国际易学研究》杂志主编）。在中国哲学专史著作中，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牙含章、王友三主编的《中国无神论史》、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夏甄陶的《中国认识论史》等，都有较高学术价值。此外，这十多年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大型资料书和工具书，各种资料选辑、论著索引、辞典、年鉴、大事记等也出版了不少，颇便学术信息交流和后来者的学习与研究。我们只要翻阅一下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和论文索引，就可以看到这个学科近十余年来确实是处在一个全面发展和繁荣的时期。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８０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政策宽松了，思想禁区破除了，学术就能发展和繁荣。这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教育的整个大形势均呈发展势头，这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能够繁荣和发展的前提；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奋发昂扬也是研究传统思想文化的学科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