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解放前，已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中国学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清理古代思想的一部著作。接着范文澜、侯外庐、杜国庠、吕振羽等学者都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方面作出了贡献，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贡献最大的，是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书。该书前三卷和后来作为第五卷出版的侯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都写于解放前，名曰“中国思想史”，内容就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作者在“序”中说，这部书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在一起编写的，而实际上它还是以哲学思想为基本线索和论述的重点。该书不仅观点不同于封建正统派和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中国哲学史，而且研究范围宽广，论述内容系统全面，引据资料翔实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一大贡献是挖掘出了许多长期被埋没的唯物主义无神家思想家的资料，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该书对解放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影响比较大。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开展的，旧的封建正统派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都遭到了批判，冯友兰等老一辈学者纷纷放弃唯心主义哲学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解放后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数有较大增加，研究成果也相当多，应该肯定２０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种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原因，在８０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多干扰，没有取得本来应该有的更大的进展。这主要是政治的干扰，最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那个时期虽然也在“学一点中国哲学史”的名义下发表了大量文章，但是完全谈不上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另外就是把学术思想批判混同于或上升为政治批判，如１９５７年划的“右派分子”，有的就是只发表过一些不同的学术见解而被戴上了帽子。５０年代末还有人提出了“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的口号，这就完全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把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变成绝对公式，来给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定性，也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当时讨论的问题不外是老子哲学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朱熹哲学是理一元论还是理气二元论，……不是重在总结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而是把唯物和唯心的定性本身当作价值判断，唯物主义就表彰，唯心主义就批判和否定。这当然不利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这一段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经验教训，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以后，许多学者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认真的总结，后十多年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在方法论上虽然还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克服了过去那种简单化的做法，突破了教条主义设置的一些思想禁区，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繁荣。最近１５年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一个最好的时期。

应该肯定，后半个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就中国大陆来说，主要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前面讲到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它的篇幅最大的第四卷（唐宋元明清部分），是到解放后才写作和出版的。他们的科研集体中后来又吸收了一批新中国培养的中青年学者参加，继《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之后，又出版了《宋明理学史》两卷本，以及其他一些通俗的或专门的、资料性的或研究性的著作。这个科研集体被称为“侯外庐学派”，是本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一。

现代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几个重镇、几个大家，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等学者，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的。张岱年受其长兄张申府（崧年）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哲学，解放后虽然一度政治上受委曲，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他特别注意研究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史，尤其推崇王船山的学问和人格。他还注意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概念、范畴，解放前写了《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解放后也大力推动对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他提出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同，代表了当今中国正确的文化研究方向。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化概论》教材就是以这种观点为主导，来对大学生进行历史文化知识的教育。

任继愈是汤用彤的学生，他的学术专长是中国佛教史，写作和主编过多种中国佛教史著作，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是一项嘉惠后世的浩大的学术工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方面，任继愈在６０年代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教材，“文革”前一直被各大学采用，影响了一代后起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文革后任先生又主持编写了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现已出版四卷。任先生现在是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张先生是前会长，现在的名誉会长。

去年春天去世的冯契先生也在中国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他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部书，贯彻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理论分析深刻透辟，逻辑上圆融一贯，文笔简洁流畅，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冯契有他独创的“转识成智”的智慧学说，他的三本哲学理论著作（“智慧学三篇”）就是专门论述这一学说；而他的两本哲学史著作又是和“智慧学三篇”互相贯通的，体现了他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读他的书确实可以看出大家气慨。

中国各大学、研究所近十余年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多达数十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可以提到肖＠①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该书是继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后，８０年代为各高校较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教材。它在哲学史观上和冯契比较接近，重视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强调逻辑与历史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