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从它的“受洗”[1]至今恰好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它的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在1900/1901年发表两卷本的《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而坚定地提出以“现象学”命名的哲学理论与方法。在此之后的三十年里，伴随《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笛卡尔的沉思》、《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胡塞尔）、《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舍勒）、《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文学的艺术作品》（英伽登）等一系列现象学经典著作的发表，现象学的影响日趋滥觞，普遍地作用于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大批现象学哲学家产生出来：普凡德尔、莱纳赫、舍勒、盖格尔、海德格尔、英伽登、帕托契卡、芬克，如此等等，他们使德国哲学本世纪前三十年的历史深深打上了现象学的烙印。海德格尔曾在回忆录中回顾说，“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2]更有人甚至说，在这三十年的德国精神生活中，没有一个创造性的成就不与现象学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当然，这个状况没有沿续到胡塞尔1938年的逝世便被政治局势的变化所中断。纳粹主义在1933年的上台迫使犹太血统的胡塞尔隐居家中，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以后的事态发展使得一大批思想家流亡国外。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象学运动在欧洲基本处于沉寂状态。

直到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由于梅络－庞蒂和萨特的基本著作的问世，现象学精神才再次得到弘扬。《知觉现象学》、《想象物——现象力的现象学心理学》、《存在与虚无——关于一门现象学的本体论的论述》等等，所有这些标题都标志着现象学运动在法国的一次复兴。“没有一门哲学能像现象学那样强烈地作用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国思维”[3]。与这两位现象学家同行的还有诸如莱维纳斯、利科、亨利、阿隆等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展开，并且一同构成了法国现象学的特殊风景线，以致于人们有理由说，“法国找到了它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4]。

六十年代以后，虽然人们已经纷纷开始撰写现象学运动的历史[5]，但这些历史似乎只对上半世纪以德、法为中心的现象学思潮有效，它们始终无法跟上广义现象学运动的发展。最宽泛意义上的现象学和现象学方法至今还在发挥效应。撇开对现象学运动的专门理论研究和历史发掘不论，当代世界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德国的哈贝马斯、施密茨，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拉康、李奥塔等等，他们都处在与现象学的对话领域。现象学现实效应的最明显例子就是，今天的思想界已经将“认识论中心主义”看作是以往哲学的狭隘偏见；然而如伽达默尔所说，“‘认识任务的转变’是通过现象学而取得的”[6]。除此之外，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与逻辑学或心理学一样，现象学如今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纳入到哲学训练的基本教程之中。

今天当人们在谈到最初的现象学运动时，许多当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忘却。“现象学”一词所引起的联想主要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精神视域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十分广阔的。现象学研究的前辈罗姆巴赫在1998年的“现象学之道”文章的一开始便说，“胡塞尔不是第一个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不是最后一个现象学家。现象学是哲学的基本思想，它有一个长长的前史，并且还会有一个长长的后史。”[7]

如果现象学的确可以被看作是哲学的基本思想，那么它的基本含义与意义何在？

一．“现象学”的基本含义

日久月深，在100年后的今天来纪念这个运动并且回顾它的内在意义应当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机。然而我们或许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确切地了解了，“现象学运动”这个概念所指的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一再地讨论“现象学”或使用“现象学”这个概念，但往往是在一种相当含糊的意义上。梅络－庞蒂在1945年的《知觉现象学》“前言”中便曾发问：“什么是现象学？在胡塞尔最初著作半世纪之后。还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显得很奇怪。可是这问题离解决还远着呢？”[8]伽达默尔也曾说，“几乎每一个可以划到现象学运动中去的学者都提出过‘现象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且对问题的回答都各不相同。”[9]如今又是半个世纪过去，而问题看起来仍然没有能够获得完全解决的迹象。在这里，所谓“哲学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哲学的耻辱”[10]似乎重又成为现象学的“耻辱”。就此而论，现象学对哲学的改造和创新似乎很难说是成功的。

的确，另一位法国现象学哲学家莱维纳斯已经指出，由胡塞尔所倡导的现象学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哲学并没有成为由一批研究者所从事的、带有最终结论的严格科学。哲学很有可能就排斥这种精神生活形式”。但是，莱维纳斯同时也认为，“胡塞尔的某些希望已经得到了实现。现象学将一些哲学家联合在一起，但并不是以康德主义联合康德学派、斯宾诺莎主义联合斯宾诺莎追随者的方式。现象学家并不去从事胡塞尔所明确表述的那些命题，他们并不仅仅献身于对他著述的解释或他著述的历史。他们的活动的方式有相近之处。这种一致性与其在于对一批确定的陈述的赞同，不如说是在于接近问题的方式。”[11]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可以说，现象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接近问题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或许还可以借用施皮格伯格的话来更为确定地说：所谓现象学方法，它的根本统一就在于：“非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12]。今天的现象学家仍然坚持，正是这种特殊的查看方式才赋予了现象学以一种启蒙哲学的特征、一种特殊的光学的特征，它探讨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偏见、貌似的生活自明性；正是通过现象学的观察方式，许多不言而喻的东西成为可疑的[13]。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能够把握住更为具体的现象学内涵呢？按照现象学史家施皮格伯格的说法：现象学有四个由宽及窄的不同范围界定。我认为这四个“现象学”概念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仍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和说明。它们在略作改造之后便可以大致地被理解为：一、最广义的现象学概念。它包括所有那些符合现象学的公认标准，但主观上没有参加现象学运动的人。具体地说，它将诸如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施图普夫等等也包括进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现象学运动的成员。二、广义的现象学概念。它也就是胡塞尔在1913年期间所设想和表述的方法意义上的现象学。赞同这个现象学纲领并将它自觉地加以实施的思想家，诸如一定阶段上的尼古拉·哈特曼、萨特、海德格尔等等，甚至包括以后的伽达默尔乃至新现象学的创始人施密茨以及某个时期的德里达，都可以看作是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运动成员。三、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概念。研究内容上的特殊性使这种现象学有别于广义的现象学：它较多关注意识现象，尤为关注各种事物的主观显现方式。早期的现象学家如哥廷根学派、慕尼黑学派，当然也包括舍勒，稍后的梅络－庞蒂、古尔维奇等等，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范围之中。四、最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概念。它是指胡塞尔本人所逐渐发展起来的现象学。我们今天常常将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特别称作“胡塞尔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