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象学：在逻辑学与心理学之间

当然，另一方面，无论是胡塞尔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没有将现象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方法。如莱维纳斯所说，一种方法是无法取代哲学的。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其所以是划时代的，不仅是因为它的方法意义，而且还因为它的课题意义。胡塞尔不仅首次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而且也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这种特殊的研究方式和特殊的研究对象如此有机地结合在胡塞尔的哲学劳作之中，以致于我们可以说，胡塞尔开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一门既非仅仅与经验主体有关，也非仅仅与经验客体有关的学科；一门既非仅仅包含在心理学领域，也非仅仅包容在逻辑学领域的学科。现象学涉及这些学科，但本身又不是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它包容这些作为主体和客体的对象，但不只是讨论它们，而主要是描述和分析它们之间的构成与被构成关系。

因此，胡塞尔这样来描述现象学的研究领域，“纯粹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一方面，纯粹现象学服务于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它纯粹直观地——特别是作为思维和认识的现象学——在本质一般性中分析和描述表象的、判断的和认识的体验，心理学将这些体验经验地理解为动物自然现实关系中的各种偶然实体事件，因而只对它们做经验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现象学打开了‘涌现出’纯粹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泉源’，只有在把握住这些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来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赋予它们以‘明晰性’，这是认识批判地理解纯粹逻辑学的前提。纯粹逻辑学在认识论或现象学方面的基础工作中包含着许多极为困难、但却无比重要的研究。”[26]

胡塞尔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被他的学生芬克概括为：“他以思想上惊人的努力对意向性联系进行分解，直至其最精微的分支；他用敏锐的细心观察对各种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作出区分；他用周密的、锐利的反思的眼光揭示了被动综合与自发性的对立、行为结构与习性众环节的对立。他开创了一种在规模上和严格性上都是空前的意识研究。”[27]可以说，即使不去考虑其他现象学运动成员的贡献，在胡塞尔那里，一门以现象学为名的新型学科已经展示出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定位于心理学与逻辑学之间。

五．现象学：在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

如果我们从研究的对象的角度用逻辑学和心理学来界定现象学，那么另一个可以用来对现象学进行划界的角度则主要涉及研究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象学被视为一种处在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学科。莱维纳斯曾把现象学比作一个对健康的人类理智来说具有镇静作用的“精神植物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描述的方法、类别的构成和概念的持守，传统的思辨方法跳越过了许多研究领域。现象学的无可争议的贡献在于要求，在‘回到实事本身’的过程中进行系统而耐心的、当然只是暂时的描述。因此，现象学既有利于实证主义者，也有利于形而上学家，它是任何一种唯心论和实在论的必然出发点，它对各种精神来说都意味着思维的坐标。”[28]

实际的情况的确是如此：现象学的总体研究风格常常会令人联想到实证主义的要求。就此而论，胡塞尔虽然对实证主义的许多观点持有不满，但他应当会同意孔德将一门科学的成熟期定义为“实证科学”时期的做法。现象学不满足于那些“产生于遥远、含糊和非本真直观中的含义”，希望回到“实事本身”上去，希望“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证性”，因为现象学的所有成就“都产生于那种真正切近实事本身、纯粹朝向其直观自身被给予性的研究之中，尤其是产生于那种朝向纯粹意识的本质现象学之观点的研究之中，而唯有这种研究才能为一门理性理论带来成效”[29]。胡塞尔在其毕生的现象学的探讨中力求证实：为证实间接认识所须依赖的最终原则是一种直接的明察，即绝对真理的自身被给予。这种直接的明察就是一种真正的“经验”，它突破了经验主义对经验的狭隘理解。他甚至认为，经验主义只能通过这种本质直观意义上的、普全的和最彻底的“经验主义”来克服[30]。这个意义上的“经验主义”也被他称作“先验的经验主义”。

另一方面，现象学的研究同样为作为实证主义对立面的形而上学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姑且不论海德格尔的关于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思考是否还属于现象学的范畴，即使像胡塞尔这样贴近地面工作的“先验实证主义”现象学家也认为，“现象学只是将任何一门幼稚的、从事着背谬物自体的形而上学排斥出去，但它并不排斥形而上学一般，现象学例如并不去强制那些以错误的提问和错误的方法从内部推动着古老传统的问题动机，并且它绝不会说，它会在‘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面前停步”[31]。当然，胡塞尔本人所理解和建构的形而上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是一门新的、积极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一门以先验的交互主体性、以共同体化着的单子大全为探讨课题的学说。在这些课题中也包括偶然事实性的问题，死亡问题、命运问题、“真正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问题、历史的意义问题等等[32]。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已经与康德所设想的一门“非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相当接近，即一门作为“人类理性的所有文化之完善”、作为“所有科学之王”的形而上学[33]。

六．现象学：在思辨哲学与诗化哲学之间

如果我们在前面已经确定现象学的位置是在逻辑学和心理学之间、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那么在这里我们最后还可以尝试一下用思辨哲学与诗化哲学来限定现象学哲学的范围。这里的所说的“思辨哲学”和“诗化哲学”，并非指在哲学史上被史学家们所确定下来的某些哲学流派，而是意味着两种总体的思维风格。所谓“思辨哲学”，通常也被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它的直接作用表现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这条线索事实上意味着迄今为止对中国近代自五四以来之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最大影响所在，它通过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世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走向。关于这个思想发展线索，思想史和学术史方面的论述众多，这里不再画蛇添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思辨方法与现象学方法之间的基本差异：前者的哲学思考方式是揣摩的、解释的、构建的；后者的哲学思考方式则是描述的、写实的、分析的。事实上，把握了黑格尔思维风格与胡塞尔思维风格的区别，也就可以领会思辨哲学和现象学哲学的基本风格差异。

而自费希特以后逐渐展开的德国诗化哲学传统则显示了另一种思想作用力。这里的“诗化哲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许多浪漫派代表人物，如施勒格尔兄弟、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等等，他们的思维努力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明确的课题上：自我意识与灵魂的深层结构等等；而且，诗化哲学的代表也包含、甚至更多地是指那些几乎与思辨哲学家同时代的席勒、歌德、叔本华、尼采等等；以后的狄尔泰、西美尔，直至本雅明、阿道尔诺、布洛赫、后期海德格尔等等都可以在诗化哲学的标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努力具有一个共同的风格特征：不是将哲学与艺术、文学进行有序的排列，而是加以有机的结合。

因此，这里所谓“诗化哲学”的说法，虽然是借了刘小枫的相关论题的名称而用之[34]；但上述意义上的“诗化哲学”即使与德国浪漫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却已不再是指特定意义上的德国浪漫派美学传统了。[35]毋宁说，它意味着那种在海德格尔后期著述中得到明确表露的思维趋向，即：通过（甚至唯有通过）诗的语言和形式来（才能）表述最本源的哲学思考，或者说，思想的本质就在语言的本质之中。海德格尔所主张的“思与诗的对话”或“诗与思的近邻关系”[36]便是对这种思维态度的基本概括。实际上，海德格尔其所以成为思想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思维风格既带有诗化哲学的创作、想象的成份，也带有现象学的分析、描述特征。因此，只要区分开海德格尔早期与后期的思维风格，那么现象学思维方式与诗化哲学的思维方式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界定。严格意义上的“诗化哲学”应当不包括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所谓浪漫派哲学家，但却包括叔本华、尼采、歌德、席勒以及本雅明、阿道尔诺、布伯、布洛赫等等诗人思想家。毫无疑问，这种意义上的“诗化哲学”也曾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鲁迅、王国维等人便是这个方向上的典型案例。

“思辨哲学”与“诗化哲学”在本世纪之前便由德语哲学所提供，并从此而成为世界思想宝库的宝贵遗产。[37]当然，它们如今仍然具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并且还在思维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另一个在各方面毫不逊色的德语思维风格之象征是本世纪的现象学哲学，它既不属于思辨哲学，也不属于诗化哲学；因而现象学哲学家既有别于思辨哲学家，也有别于文学哲学家。但从这一百年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现象学在思想史上的有形或无形之影响绝不会弱于前两者。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等，连同法国的梅络－庞蒂、萨特等等，这些名字足以清楚地指明了一个业已得到相当程度发掘和展示的博大精神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