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B. Waldenfels的一个有趣而恰当的说法（参阅：B. Waldenfels, Einführung in die Ph?nomenologie, München 1992, S. 9）。它之所以恰当，乃是因为确切地说现象学在此之前已经孕育并诞生于布伦塔诺和施图普夫等人的思想之中。

[2]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年，页84。

[3]B. Waldenfels, Ph?nomenologie in Frankreich, Frankfurt a.M. 1987, S. 15.

[4]B. Waldenfels, Ph?nomenologie in Frankreich, S. 15.

[5]例如可以参阅：伽达默尔，“现象学运动”，载于：《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页129－179；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此外，在1996于香港召开的国际现象学研讨会上，美国现象学家Lester Embree也曾表露过总结现象学运动至此的历史的企图。他将整个运动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德国本土现象学阶段、法国现象学阶段和美国－国际现象学阶段。但这个划分本身由于建立在一种大而统之的分类的基础上而被瑞士现象学家R. Bernet看作是“非现象学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胡塞尔本人对“现象学运动”的态度有所变化。他在早期曾在积极的意义上谈及作为“哲学运动”的“现象学”和“现象学学派”，但在后期则对这个运动抱以否定和怀疑的态度。

[6]伽达默尔，“现象学运动”，同上书，页159。

[7]H. Rombach, "Das Tao der Ph?nomenologie",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1998, Nr. 1, S. 1.

[8]参阅：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前言”，载于：《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陈启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722。

[9]伽达默尔，“现象学运动”，同上书，页141。

[10]但海德格尔对这个“耻辱”做了倒转的解释：“‘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参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边码〕205）。

[11]莱维纳斯，Die Spur des Anderen. Untersuchungen zur Ph?nomenologie und Sozial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83, S. 81.

[12]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页964。

[13]参阅：M. Sommer，“陌生经验与时间意识——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倪梁康译，载于：《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385。

[14]胡塞尔，Aufs?tze und Vortr?ge (1911-1921), Hua XXV, Dordrecht u.a., 1987, S. 63f.

[15]胡塞尔，《逻辑研究》，I，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B X。——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出现的“实事本身”或“实事自身”(Sache an sich)的概念在康德那里便出现过（参阅：康德，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 67）。康德用它来区分一个事物本身的真实状态，它有别于这个事物的单纯显现。

[16]随着现象学运动的进一步展开，这两个原则或多或少地被一些成员所放弃，或被指责为“直观主义”和“本质主义”。

[17]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页24。

[18]胡塞尔，1935年3月11日致列维－布留尔信；转引自：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页132。

[19]海德格尔，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Frankfurt a.M. 1979, GA 20, S. 184.

[20]利科，La métaphore vive, Paris 1975. - Dt. von R. Rochlitz, Die Lebendige Metapher, München 1986, S. 156.

[21]这里应当区分作为现象学具体操作步骤的直观与作为现象学普遍原则的直观；前者可以概括在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要想，而要看！”中，后者则主要是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说的“面对实事本身！”；前者排斥抽象的概念、空泛的语词，后者排斥传统的成见、固守的教条。

[22]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页921-961。

[23]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页918。

[24]M. 盖格尔，《艺术的意味》，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页3。

[25]参阅：康德，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 865。

[26]胡塞尔，《逻辑研究》，II/1，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A4/B13。

[27]芬克，“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反思”，靳希平译，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页146。

[28]莱维纳斯，Die Spur des Anderen. Untersuchungen zur Ph?nomenologie und Sozialphilosophie, S. 53.

[29]胡塞尔，《逻辑研究》II/2，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B2VI。

[30]参阅：胡塞尔，Ph?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Hua IX, Den Haag 1962, S. 300.

[31]胡塞尔，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Hua I, Den Haag 1963, S. 182.

[32]参阅：胡塞尔，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S. 182.

[33]康德，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 878, A II.

[34]参阅：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

[35]刘小枫将“诗化哲学”仅仅归结为一种“浪漫美学”的做法，主要是受他当时所学专业主题（美学）的限制，也在客观上应和了当时流行的“哲学美学化”思潮。他自己现在也不认为诗化哲学仅仅是一个美学传统。

[36]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页278；《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67。

[37]如果我们再加上例如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哲学等等，德语哲学中各个因素对人类思维宝库所做的贡献几乎是无可比拟的。也正因为此，德语文化被看作是一种带有浓烈哲学特征的文化。

[38]参阅：倪梁康，“代序：何谓现象学精神？”，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页1－6。

[39]康德本人曾一再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纯粹理性的建造术(Architektonik)”（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A 502/B 860），而胡塞尔则常常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考古学(Arch?rlogie)”（Ms. C 16 VI, 1, Hua VIII, 29f.）。这两个称号可以看作是对思辨哲学与现象学哲学之间根本风格差异的标识。

[40]胡塞尔，《逻辑研究》II/2，A 479/B2 7。

[41]参阅：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页62。

[42]胡塞尔，《逻辑研究》I，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A 154/B 154。

[43]参阅：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65；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页4－5。

[44]伽达默尔，“现象学运动”，同上书，页130（译文有所改动）。

[45]熊十力，《佛教名相通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页3。

[46] 正因为此，一些学者日益关注现象学与唯识论之间的关系分析。例如，耿宁希望能够 通过现象学来“补充”唯识学中的“时间”分析（参阅：“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唯识三世”，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页351－363），陈荣灼则试图以现象学来“仲裁”唯识论中“有我”和“无我”之争（参阅：“唯识宗与现象学中之‘自我问题’”，载于：《鹅湖学志》第十五期，台北，页48－70）；以及其他等等。当然，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47]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页77。

[48] 参阅：海德格尔，Was ist das - die Philosophie? Pfullingen 1988.

[49]胡塞尔，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S. 24. 对此还可以参阅本文“三．现象学操作的具体步骤”中的具体论述。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