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点评论

第一，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争是西方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论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当前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是在祸源于美国、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严重程度、危机的发展前景、危机的原因和应对危机的政策主张成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两派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与当前客观现实密切相关。任何一派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都要受到并且事实上已经受到客观现实的检验。

第二，当前的客观经济现实已经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检验并做出了裁决。在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不同程度地预言或预感到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即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现实证明了这些预言或预感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断言，已经永远成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笑柄。在危机现实面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处境困窘。他们中大多数人默不做声，个别人仍在强辩，极少数人表示认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比较直率地承认：“我和其他人一开始都说，次贷危机可以得到控制，我们都错了。”[71]长期迷恋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自己有“局部的”错误。[72]

第三，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无法否定危机的存在，但是他们又普遍低估危机的严重性，认为这次危机最多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对危机的前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持盲目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很快就会全面复苏，并迅速恢复持续增长。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现状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种乐观估计与现实不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相比，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前景的估计比较实际。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并称之为大衰退。他们对危机的前景很不乐观，不仅担心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更担心西方发达经济体可能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陷入多年停滞状态。德国《世界报》2011年8月22日发表《优势地位岌岌可危》一文，报道了该报对不同观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说：“西方过去几十年寅吃卯粮，因而已经透支了自己的部分未来。”该报对1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卷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成为整个西方制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难题。政界若无法迅速控制危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就将停滞多年。”[73]

第四，在探讨危机的原因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言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认为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背离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原则”，造成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此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相当普遍地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在于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当做是危机的原因，说明他们对危机原因的认识极为肤浅，连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都没有接触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硬说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是危机的原因，这暴露了他们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仍在顽固地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必然恶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这一认识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是个进步。30年来，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大肆泛滥，正是由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等西方国家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认识也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们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也不愿意认识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联系，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两派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这一局限性不只是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两派经济学家共同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第五，在西方国家，政府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干预经济。宏观层面的政府干预主要针对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旨在稳定经济的政策。经济危机时，政府通常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政府通常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微观层面的政府干预在我们国内现在常被译为监管（regulation，又译为管制、调节、管控、规制、监督与管制等）。在西方国家，监管是政府在微观经济层面为控制企业生产、销售和价格，以及为调节金融等行业和市场而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监管的反向政策措施是解除或放松监管（reregulation，又译为去管制化、非调控化、解除监管、放松监管、解除管制、放松管制、放松规制等）。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等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当美国经济还没有走出泥潭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中就已经有人宣称：“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去除政府干预即可。……现在可以把美国经济真正带出泥潭的不是更多消费，也不是更多借贷，更不是持续零利率政策，而是回归……自由市场经济原则。”[7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退出，是主张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救助和刺激政策，而是彻底回归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天真地以为，重病缠身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用问医求药，只要靠市场自行调节就能奇迹般地完全康复。可是历史早已反复证明，今天的现实又一次有力地证明，新自由主义天方夜谭式的市场自行调节论既无法预防危机，更无法医治危机。曾经宣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阶段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现在也在重新认识市场自行调节论，他说：“华尔街金融危机葬送了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的信念。”[75]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实践中有一定用处，但作用有限，绝不是万应灵药。历史和现实表明，西方国家的干预充其量是在危机前有可能暂时推迟危机的到来，在危机爆发后有可能在减轻危机破坏程度、缩短危机持续时间、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起一些作用，但绝对不可能预防、消除和根治经济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西方经济学界设计了各种救助和刺激方案，西方国家政府和央行采用了各种救助和刺激手段，现在都已接近于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8月20日发表题为《解决全球金融问题没有灵丹妙药》的文章说：“全球的经济决策者们开始表现出逐渐失去耐心的迹象，他们到药箱里找药，找到的不会是他们喜欢的药物。一些最见效的药物已经用完，剩下的许多药物都是试验性的，或者有不良副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指出：“在发达经济体，决策者们显然已经走投无路。”[76]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经历的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病人活过来了，正在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9]

第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最为有效。这既与强调财政政策最为有效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存在区别，又与彻底否认一切救助和刺激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所不同。现在，货币主义者迷恋于根据量化通货膨胀目标制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幻想靠这一政策使美国走出危机。可是，在美联储连续实行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收效甚微，危害颇大。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4月24日报道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效果的评估，这些经济学家说，美联储的刺激措施令人失望，定量宽松政策的好处小得惊人。[58]就连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也认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都没有什么效果。他说，除了影响美元汇率以增加出口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效果，不仅是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而且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也是如此”。[77]更何况，这种典型的美国式自私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的政策，严重损害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利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公开批评这一政策以邻为壑。[78]他还指出：“量化宽松造成美元贬值，实际上是在从其他经济体窃取增长。”[78]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只考虑美国私利，连挂在嘴上的“世界责任”也完全不要。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恶化了许多经济体的经济状况，理所当然地遭到许多国家的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国际舆论从多方面尖锐批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引起的以及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违反国际约定，向别国转嫁危机，使美元减值缩水，稀释多个国家特别是稀释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国家的资产，逃债赖债，掠夺别国财富，造成流动性过剩和通胀，让投机热钱冲击新兴市场，推动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催生资产泡沫，制造汇率动荡，挑起货币战和贸易战，搅乱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损害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利益，等等。

第七，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同属西方经济学，两派经济学家都是西方经济学家，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两派经济学家在危机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如此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不是阶级属性的分歧和对立，而是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分歧和对立。这种认识的分歧和对立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认识的分歧和对立。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又译“市场失败”、“市场不灵”、“市场缺陷”）论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武器，也是他们论证政府干预经济必要性的理论根据。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现实的市场不是他们的经济学假设的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没有政府调节的市场系统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失败，是指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自行配置资源存在缺乏效率而且不能公平分配产品和服务的状态。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具有凯恩斯主义传统或其他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传统，他们知道市场配置资源只有在完全竞争的严格假设下才有效率，但是现实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存在市场失灵。在西方经济学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们这一相对较为全面的认识显然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片面认识，因而有可能对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提出有一定预见性和现实性的见解，而不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盲目否认危机的可能性和危机的严重性。但是，国家干预主义者对“政府失灵”论认识不足，而是以为通过政府干预就能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又译“政府失败”、“政府不灵”、“政府缺陷”）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也是他们论证“政府退出”和“回归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现实的政府不是理想化的政府，因而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不能导致理想的预期效果，不能产生改善市场体系的结果。政府失灵论包含的较为合理的因素是看到西方国家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看到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不可能在改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面产生理想的效果。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完全信奉自由放任，认为市场万能，主张一切由市场调节。他们迷信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理论，把市场配置资源理想化，而不承认市场失灵，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和严重性，而是错误地以为，只要取消政府干预就会自然走出经济危机。

第八，无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他们的理论和政策都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前提的。面对经济危机，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要挽救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政府既可能采取国家干预主义，又可能采取新自由主义。至于何种理论和政策主张得到政府的采纳，只是取决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何种理论和政策主张更符合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的需要，更有助于他们处理当时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西方国家，两大思潮的此消彼长并不取决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科学因素和正确成分。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何者居于主流地位，区别仅在于是扩大还是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而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过，在经济危机期间，西方国家政府一般采纳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以求渡过危机。

第九，在新世纪第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30年来几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居非主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占据了上风。西方国家政府采取的各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证明了退居非主流地位已达30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青睐和追捧。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对这一趋势有畏惧之感，他不无夸张地说：“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确实有复兴的趋势，这让我相信大约90％的经济学家都是隐蔽的凯恩斯主义者，只是他们害怕承认而已。”[79]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有局限性和副作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鲁比尼认识到，财政政策只能给经济以暂时的刺激，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大，即使是极端的货币政策有时也无力挽救经济。据计算，为了刺激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美国政府就要推出10倍金额以上的各种救市措施，为挽救经济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超过危机本身所造成的损失。[80]

危机使新自由主义受到重创并陷入困境，但是这一思潮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经济逐渐复苏，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措施的副作用逐渐显现，新自由主义仍然有可能重新抬头。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就有此担忧，他说：“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现在，这种右翼经济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其背后的推手无他，乃是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集团。右翼经济学重整旗鼓将再次威胁全球经济——至少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因为右翼经济学思想在这些地区最为盛行。”[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