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原本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时不得不面对现实，回过头来讨论危机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当前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在于国家干预经济。由此，他们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说：“是政府的行为和干预，而不是任何私有经济固有的缺陷和不稳定性造成、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危机。”[10]

美国加图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大卫·鲍兹说：“这是一次由政府监管、政府补贴和政府干预引起的危机……我们陷入这场危机正是因为背离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原则。”[11]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既然政府监管是酿成危机的原因，因此，要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就需要“政府退出”。[12]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观点完全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的原因正是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正是在于没有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当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已经吹起时，政府没有及时刺破泡沫，而是等着泡沫破裂了以后着手收拾残局；正是政府推行的这种对金融部门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认为，此次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传统银行解除或放松监管，另一方面在于作为“非银行”运营的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系统”逃避监管，没有被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他指出，美国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和本世纪初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本应被看做是更大危机的可怕前兆，[13]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小布什政府反对监管的政策，都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监管则是坏事，因此，政府不但没有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反而为“金融创新”和“自由市场奇迹”大唱赞歌。[14]

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危机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除或放松监管。他指出，当出现泡沫的可能性增加时，美联储本可以采取减少最大贷款余额比率、降低最大房屋抵押贷款与收入比率等措施来加强监管。如果美联储认为没有合意的工具，本可以向国会提出要求，但是它却选择了不作为。斯蒂格利茨说：“自保罗·沃尔克被解雇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承受由不相信监管的人来监管的后果了。”“格林斯潘之所以被里根选中，就是因为他反对监管。”[15]“我们现有的监管和监管机构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当监管者自己都不相信监管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16]

斯蒂格利茨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进而分析了金融系统本身的问题，认为信息和激励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给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他们提供误导性的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只记收入而不记负债，因为用这种办法比通过真正提高企业利润从而提高股票市值来增加个人收入要容易得多。还有，高管们所持股份升值时个人获利，贬值时个人不受损失，这就激励他们过度冒险。斯蒂格利茨还指出，证券化造成了新的信息不对称。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靠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而不是靠银行来提供贷款。证券发行者因为不承担违约的后果，所以不像银行那样有确保其贷款对象有能力还款的动机。并且，次贷证券经打包卖给许多利益和信念不同的持有人，这使得出现问题以后的重新协商谈判变得尤为困难。评级机构和会计机构由于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接受它们服务的公司，因此有取悦这些公司的动机，把这些公司评为更高级别并夸大其利润。[17]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分析了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采取行动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格林斯潘）不愿采取行动可能是因为他赞同自由市场在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格林斯潘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制约下，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房地产泡沫可能是促进21世纪初产量和利润增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18]

大卫·科茨从多方面研究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指出，美国政府采取的解除或放松管制、私有化、放弃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与大型企业联合打击工会、为企业和富人减税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压低了工人的工资，加剧了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利润相对于工资迅速增加，上层家庭收入不断积累，超过了现有的生产性投资机会，为资产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减少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就必须靠举债消费来解决需求不足，维持经济增长。科茨的这些分析在广度和深度上明显地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家。[18]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是酿成危机的原因。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韦德认为，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起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政策，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而普通民众收入低、消费少，因此总需求不足，使得信贷、负债特别是投机性投资成为了刺激总需求的关键。他指出，这种机制是脆弱的，作用是有限的。[19]

在美国，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全球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们断言，新兴市场国家为了防范风险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迫使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维持低利率政策，创造出复杂且有风险的信贷工具。他们还有人指责其他国家特别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这些说法显然是为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开脱罪责，把危机的责任推到别国头上，认为经济危机是其他国家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少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竟然也附和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说法。

但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颇有根据地指出：全球失衡固然不可持续，可能对未来的全球稳定造成威胁，但并不是当前危机的原因。没有全球失衡，美国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如果银行能够很好地估计风险并谨慎借贷，或者监管者有效地防范金融部门的疯狂行为，低利率——无论是美联储的行为还是全球储蓄过剩的结果——都不一定导致泡沫，即使导致泡沫也不会有这么坏的影响。[20]斯蒂格利茨在2009年12月1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还表示，美国应当主要从自身来找原因，包括不应该再寅吃卯粮，而不应该强调全球失衡问题，把责任诉诸世界其他国家。[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也认为，现在不是讨论中国的汇率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不是现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考虑。他说：“人民币升值本身并不能解决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问题，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主要亚洲货币升值20％，最多也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GDP的1％的增长。”[21]

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将危机原因归咎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时，还具体地将危机原因归咎于美国《社区再投资法》，指责该法规定向信用等级低的穷人和少数民族裔贷款的政策，认为房地产市场崩溃正是政府向贷款机构施压、要求它们贷款给穷人的结果。这种说法一方面是指责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是将危机的责任推到穷人身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说法受到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以及熟悉实际情况的经济界人士的尖锐批评。

斯蒂格利茨针对这种说法指出，《社区再投资法》涉及的贷款范围很小，违约率也很低，根本不足以解释如此大范围的金融危机。[20]

高盛集团前投资银行家约翰·R·塔伯特也针对这种说法指出，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社区再投资法》是1977年通过的，但是直到1997年，居民房产也没有迅速增长。房地产泡沫波及到美国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社区再投资法》。在这次危机中，美国高收入阶层贷款购买第二套房、度假用房和奢华高档住宅的贷款案例违约率要比穷人的贷款案例违约率高，许多穷人和中产阶级并没有过度借贷，却受到了冲击。[22](P76)根据美国房地产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进入2010年下半年，购买豪华住宅、贷款超过100万美元的业主停止支付贷款的比例大约占1/7，而那些贷款总额在百万美元以下、购入普通住房的家庭反倒更能按时还款，出现不良贷款的比例只有1/12。[2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战略性拖欠问题的专家布伦特·怀特教授揭露说，富人更缺乏道德感，“他们很容易随意地放弃偿还贷款，把房产当做一桩失败的生意，随意处理掉，他们不怎么害怕政府和银行的恐吓，也不大觉得羞耻。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怎样才能最大化。”[23]

斯蒂格利茨、塔伯特、怀特等上述这些有理有据的批评，使那些将危机原因归咎于《社区再投资法》的新自由主义者无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