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应对危机政策的意见分歧

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深刻分歧，并进行激烈争论。

（一）关于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很多都认为，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认为，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问题，出路在于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业加强监管。他们主张，在危机时期，政府必须采取激进措施救助银行和金融系统；在长期内，政府必须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他们对政府已经采取的救助政策表示不满，认为这些政策过于保守，力度不够。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鲁比尼等就金融机构救助和监管提出了较为深刻的看法和比较激进的主张。

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过度信奉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监管工具已经被那些需要被监管的人所利用，存在对监管的套利和操纵，因此，必须对现有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17]

克鲁格曼主张，在救助银行和财政刺激的近期措施有效实施之后，就应当转向长期的预防性措施：改革金融体系，重建金融系统，用一套新的规则和条款确保金融安全。他力主扩大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全部金融机构。他提出，不仅是银行，而且任何像银行一样经营的机构和任何在危机爆发时需要得到像银行一样救助的机构，都必须被当成银行来监管。[1]

鲁比尼主张迅速对金融系统监管进行改革。他认为，这场危机表明，证券化不是减少了系统风险，而是制造了系统风险；金融公司和金融创新工具的不透明性，导致了定价的不确定性风险。这表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失败。自我监管实际上意味着没有监管。自我监管的方法还引起了评级机构的巨大利益冲突，它们不是按照监管原则而是依据自己确定的办法行事。[24]鲁比尼提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在流动性、资本、杠杆、透明度、补偿金等方面更有约束力的制度。”[24]

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盖特纳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也承认，必须建立一个更坚固、更安全的金融体系，目前的金融监管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现在的金融监管框架有许多缺点和漏洞，以及司法权重叠；对金融风险的定义也已经过时，只注重个体安全而忽视了系统安全。没有监管好传统银行以外的衍生品业务，没有给消费者和投资者以适当的保护；联邦政府没有控制和管理金融危机的合适工具，更没有全球一致的监管体系。[25]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热衷于市场自行调节论，反对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反对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加强监管，认为政府干预的政策违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侵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

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说，在这场典型的银行恐慌中，由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让市场解冻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对银行进行救助。他竭力美化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宣称许多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解除或放松监管后银行系统是多么强健。[26]

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认为，政府干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帮倒忙，人们不清楚政府将在什么时间采取什么行动，以及谁会获得救助，这就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27]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格夫和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茵哈特认为，过度杠杆行为是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在鼓动过度杠杆行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28]

法国学者居伊·索尔曼认为，理智的决定应当是让破产的银行消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市场就会消化掉僵尸银行和坏账，新的银行就会出现；与此同时，不受政府干预的房地产市场会恢复真正的房地产价格，使交易建立在可维持的基点上。他还认为，有些银行被认定为“太大而不能倒闭”，这只是一些人的猜想；自由市场策略也许会导致更严重的衰退，但会使经济更快反弹，衰退的时间更短。[29]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严重的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营垒内部出现了分化迹象，甚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也能看到这种迹象。例如，已经在芝加哥大学从教三十多年的道格拉斯·戴蒙德在这次危机中拒绝在自己同事组织的反对政府救助计划的请愿书上签名。他认为，如果否决了救助计划，就会刺激私人投资者从银行抽离资金，因此，政府除了为银行提供保护伞和加强监管，别无选择。[30]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像他本人这样反对政府救助和监管的学者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监管。[3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对这场严重的危机仍在倡导政府对金融机构解除或放松监管。他们有的认为，监管者在危机时刻往往只看金融创新的成本，不看金融创新的收益，过度监管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有的认为，监管会限制银行的活力，从而会影响经济的活力，而解除或放松监管则可以使银行系统更有效率，使人们更容易贷款买房，从而提高住房自有率；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雇用更多工人；还可以使收入增长更快、经济周期波动更小，甚至还能降低犯罪率。[32]芝加哥大学的克里斯琴·勒茨认为，金融监管会压制金融创新，妨碍公司和消费者借款，阻碍经济增长。他说：我们并不需要更多、更严厉的监管。在平时，市场调节力量很强，严格的监管只会增加成本。[33]

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加强金融监管会阻碍金融市场创新这一说法，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驳说，现在的金融创新不是用来帮助美国人应对他们真正面临的风险，使他们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仍能拥有住房，而几乎全是在逃避税收、监管和会计准则，尽可能钻空子或愚弄一知半解的借款者；真正的金融创新需要一个设计良好的监管制度来确保金融系统安全、稳健，好的监管会鼓励好的创新。[34]

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中改变了他们对监管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他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重建宏观经济学，得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无效的结论。如今，面对经济危机，卢卡斯承认解除或放松监管出了问题。他说：“我每周都在改变关于银行监管的看法，过去我以为这个领域得到了控制，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31]卢卡斯顺便透露，奥巴马是除克林顿以外44年来他唯一投票支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9年12月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由于受到了来自金融部门的广泛压力，委员会曾经被迫放松监管指标。2009年9月12日，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代表终于在瑞士巴塞尔就这个全球银行的监管新规则达成了历史性协议。

2010年6月25日凌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委员会议员经过通宵工作，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不顾华尔街几个月来的疯狂游说，批准了其中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分离银行衍生品业务者两项争议最大的规则。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兰克法案》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根据该法案，银行的自营交易能力将受到限制，以后受联邦担保的资金不能够从事高风险活动，同时，利润丰厚的衍生品业务也将从传统银行中分离出去。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认为，这项法案比“几乎所有人”预计的都要严格。参议员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称这个法案是“巨大的成就”。[35]美国凯威莱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应法律和金融界的广泛要求，发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法律评估报告。凯威莱德旗下金融服务部门联席主席史蒂文·洛夫齐表示，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所有金融机构都将直接受到重大影响，非金融机构由于使用受监管的金融产品，其也将受到间接的影响。该法案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修改，以及对高管薪酬和企业监管规定的广泛调整，将对美国所有的上市公司产生影响。[36]

《巴塞尔协议Ⅲ》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颁布，是金融监管领域中国家干预主义胜利和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意见分歧

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提出了部分银行暂时国有化的方案。

鲁比尼认为，国有化是对付银行业危机更“市场友好”的方案，既能给无偿付能力的机构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以最大打击，又可以保护纳税人的利益，还可以避免政府管理有毒资产的问题。[37]

克鲁格曼认为，金融行业的生存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所以政府需要有相应的所有权，不实行国有化，银行就不能自负盈亏。[38]

斯蒂格利茨认为，国有化有助于迅速恢复信贷，有助于使银行的动机与国家利益相符，有助于清理银行间债务。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国有化主张，甚至得到了曾经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前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贝克有条件的支持。格林斯潘说：“为了迅速而有序地进行重组，或许有必要暂时将一些银行国有化。”[39]他还添加一句：“这是百年才能做一次的事情。”[40]与格林斯潘相似，詹姆斯·贝克在里根政府任财政部长时曾经热衷于私有化，在此次危机中也对银行国有化表示有条件的支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竭力反对国有化。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迈伦认为，国有化意味着由政治而不是市场力量来决定谁获益谁受损，政府可能去补贴信用等级较低的贷款人，补贴与政治相联系的产业，贷款给国会里政治势力强大的议员所在的地区，所有这些都有损经济效率。同时他认为，国有化不可能是暂时的，一旦将银行国有化，将银行作为政治工具的诱惑就会使银行被国有化数十年时间，甚至永远收归国有。更糟糕的是，一旦银行被国有化，其他行业比如汽车、钢铁、农业就会纷纷寻求政府帮助，就会使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迅速加强。[41]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担心，如果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哪怕是实行暂时国有化，就会蒙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曾经信奉新凯恩斯主义但近些年来不时表现出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银行国有化的反对者。2009年2月24日，伯南克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需要银行国有化。他强调，即使为了进行必要的重组，政府也不一定非得接管背负着巨大问题资产的银行。不过，伯南克面对意见分歧，他又换一个说法：“不需要正式地把银行国有化……而是公私合营。”[42]在这里，伯南克似乎佯装不知道私有企业或私有银行改为公私合营也属于西方定义的“部分国有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由私人部门给银行和金融机构纾困。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格伦·哈巴德、哈佛大学的哈尔·斯科特和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莱斯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鼓励银行将有毒资产分离至一个坏账银行，政府不再担保任何坏账银行的债务；二是政府进一步放松限制，让私募股权基金进入银行，由私人资金承担大部分风险。[43]

针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国有化的观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这种对私人控制方式的偏爱，会使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严重扭曲，总是出台完全没用的救市措施。如果仅仅为了保住‘私人所有’的幻觉，而把大把的钱塞进银行以及高官们的腰包，这会付出我们无力承受的巨大代价。”克鲁格曼还指出：“如果仅仅因为担心救助金融体系的行动有一点所谓社会主义的色彩便不采取必要的行动，那将是滑天下之大稽。”[1](P176)

（三）关于“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的意见分歧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布什政府的“保尔森计划”和奥巴马政府的“盖特纳计划”都表示不满，但两派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和政策主张却大相径庭。

“保尔森计划”又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ve Program, TARP），是保尔森任布什政府财政部长时于2008年10月出台的美国政府救助计划。该计划拟通过7000亿美元财政支出，由政府购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

“盖特纳计划”又名“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 PPIP），是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的于2009年2月出台的美国政府救助计划。该计划拟用“保尔森计划”的部分资金，并引进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建立公私联合投资基金，用来购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的不满有不同的出发点，并有不同的替代方案。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替代方案反映出两派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时说：“以保尔森计划为基础的任何救助计划都不会产生效果，经济学家越来越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如果这项计划最终得以采纳，很可能要由美国的纳税人来收拾残局。”斯蒂格利茨颇有深度地揭示这类计划的性质，指出这类计划是由导致这场危机的“特殊利益”、“错误的经济理论”和“右翼意识形态”等毒素混合而成的。[44]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时说，布什政府的“保尔森计划”是让政府直接买下银行的有毒资产，而奥巴马政府的“盖特纳计划”是让政府借钱给私人投资者，由他们来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因此，“盖特纳计划”只不过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方式来为有毒资产的购买进行补贴，实际上是“保尔森计划”的翻版。[45]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布林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从另一个出发点和另一个替代方案出发批评“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他认为，“盖特纳计划”比“保尔森计划”更有风险、更狡猾，不但很有可能像后者一样失败，而且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不满。他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谁获益谁就要承担受损的风险”。他说：“对于像我这样信奉自由市场体系的人，当前最可怕的风险是少数金融家的利益会侵蚀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是到了从资本家手里解救资本主义的时候了。”[46]

由上述可见，关于“保尔森计划”和“盖特纳计划”，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存在深刻的意见分歧。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保尔森计划”等是“特殊利益”、“错误理论”和“右翼意识形态”等毒素的混合物，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除非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实行银行暂时国有化。而以津加莱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这类救助计划“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会“侵蚀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因而是“信奉自由市场体系的人”所不可接受的，出路是从少数金融资本家手中解救资本主义。

（四）关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意见分歧

曾经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伯南克，近些年来在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他多次称颂弗里德曼，尤其是竭力赞美弗里德曼1970年所做的题为《货币理论中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的讲演。2003年，在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一书出版23周年纪念会上，伯南克说，《自由选择》是一部经典著作，“弗里德曼货币框架对当代货币理论和运作的影响怎样说都不为过”，“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应该对弗里德曼心存感激”。[47]伯南克此前在弗里德曼90寿辰庆祝会上曾引证并赞扬弗里德曼“派直升机从头顶上大把撒美元”以拯救美国经济的说法。西方一些媒体现在称弗里德曼是伯南克的“精神导师”。

弗里德曼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他根据失业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假说，认为按照会导致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温和的通货紧缩的固定增长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是可取的。弗里德曼的这一论点隐含着通货膨胀目标和通货紧缩目标，从而隐含着量化宽松和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思想。当这一假说受到质疑后，弗里德曼又表示，看来需要采取愈来愈大的通货膨胀才能保持低失业率。货币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盛行之后，由于声誉不佳，便开始寻找新的“经文”（斯蒂格利茨语）：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伯南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以来，就一直谋求设定一个“合理的”或“最优的”通货膨胀目标作为扩大货币供给的依据。他表示，美联储大多数官员都认为物价涨幅应该保持在2％或略低的水平，而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太低。[48]这是伯南克发出的美联储将量化的货币供给与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捆绑在一起的重要信号。这一信号很快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及措施。伯南克后来公开发表文章说，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是促进就业，同时维持低水平通货膨胀。……今天，大多数的实际通胀率指标都不到2％，即低于大多数美联储决策者心目中符合经济长期健康增长所需的水平”。他极力强调量化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性，说“过低的通胀可能对经济构成风险”，“极低的通胀可能变成通缩”。[49]

美国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货币政策是指美联储在量化通货膨胀目标基础上量化扩大货币供给，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减少失业的一种非常规调节方式。在通常情况下，美联储通过购买短期国债和其他低风险资产来调节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美联储大量购买长期国债和其他高风险资产来刺激经济，企图通过量化宽松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支撑复苏，减轻失业，防止物价下滑，缓解通货紧缩风险。但是，不仅美联储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知道，而且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也知道，这一政策并非万应灵药，而是暗藏风险。

自从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国际舆论普遍谴责美联储使劲开动印钞机，滥发货币。著名投资家、金融学教授吉姆·罗杰斯2010年11月4日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时，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伯南克，说：“伯南克博士不懂经济学，不懂外汇，也不懂金融，他只懂印银纸（印钞票——引者）。……他的学术生涯就是研究印银纸，给他一台印刷机，他就会使劲地开动。”[50]法国《费加罗报》2010年11月4日发表题为《美联储的纸房子》的文章，回顾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2年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坚称，无论任何时候都能用一件对政府来说非常容易操作的工具来摆脱通缩的幽灵——印钞机。他引用货币主义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说，如果发生通缩，只需要派直升机在头顶上撒美元。[51]

2008年底至2010年3月，美联储共购买1.75万亿美元的国债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企图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刺激经济。这被称为第一轮量化宽松（QE1）。

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到2011年6月底，将再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企图在失业形势严重、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进一步刺激经济。这被称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

伯南克不遗余力地为量化宽松政策辩护，竭力夸大它的效果。2011年4月27日，伯南克在宣布即将结束此项政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量化宽松政策的成功超出预期。”但是，与伯南克的自我夸耀不同，美国国内外对量化宽松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在美国国内就已引起不少人批评，第二轮量化宽松更是招致一片质疑声和批评声。媒体充满斥责这一政策的尖锐话语：“有一系列负面影响”，“起到了反效果”，“冒风险”，“进行豪赌”，“是可怕的错误”，“是与魔鬼做交易”，“伯南克说的那些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信”，“与‘庞氏骗局’无异，简直就是‘山姆骗局’”。

在美国经济学界，斯蒂格利茨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多次尖锐批评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典型代表。在美联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之前，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5月26日的法国《回声报》有针对性地发表题为《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失败》的文章。他在追溯“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与“弗里德曼鼓吹的货币主义”的关系后做出预言：“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很可能要失败。”斯蒂格利茨提出：“西方必须快速有力地应对，更为重要的是放弃制定通货膨胀目标。”

在美联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斯蒂格利茨指出，美联储购买巨额长期债券的量化宽松不会起多大作用，而且会有坏处。他说：“美联储及其拥护者掉进了当初把我们引向危机的那个陷阱。他们的观点是，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是利率。事实上，利率主要是通过银行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而银行系统运转不畅，量化宽松对利率的作用很小，对投资和消费没有多大影响。”[52]2011年1月28日，斯蒂格利茨在达沃斯接受CNBC采访时，强调美国如果希望持续复苏，就必须改变花钱方式：“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投资上多花钱，减少在武器上的花销，不要在根本不存在的敌人身上浪费钱了。”[53]

斯蒂格利茨批评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是药不对症。他对记者说，美国当前严重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非货币供应量不够，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治疗美国的经济是药不对症。[54]斯蒂格利茨还担心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引起货币战争，其结果既损人又不利己。他在2010年11月2日英国《卫报》发表题为《货币战争没有赢家》一文指出：美元贬值“会刺激竞争对手做出回应。在这种脆弱的全球经济环境之下，货币战争会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失败者”。

克鲁格曼也认为量化宽松对刺激实体经济没有作用。他说，有人问我对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否感到失望，我觉得量化宽松政策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效果。[55]

鲁比尼认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无助于美国经济迅速复苏，甚至会让美国经济体这个病人从“加护病房”搬进需要长期看护的“慢性病房”。

批评量化宽松政策的不仅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批评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使得其他国家央行的日子更不好过。至于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泰勒说，这几年批评者越来越多，一些人认为这种刺激政策奏效了，但我并不认同。对于通过美元贬值来减轻债务，泰勒说：“我希望不要采取这样的政策，这是不负责任的，对其他国家有害。”他相信，经济刺激政策注定将是一场失败。[56]原来持凯恩斯主义观点后来转向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菲尔德斯坦认为，量化宽松是危险的赌博，有制造资产泡沫的危险，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57]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在国际上更是广受抨击，反对者不仅有学者、经济界人士和公众，而且有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外交部长、央行行长以至首相、总理和总统。他们谴责美联储“派直升机从头顶上大把撒美元”的政策是“美国式自私”的典型体现，直接损害了许多国家的利益。

（五）关于财政政策的意见分歧

具有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最重视的是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2010年10月31日，斯蒂格利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记者问：“您为什么坚信进一步的财政政策会奏效？”他说：“关键在于刺激经济时财政政策的确奏效。”问：“如果从整体上理解您的论点，那就是，我们应当推行财政政策，美联储应当宣布它不会变动利率，而且若非确实需要就不应插手。”答：“完全正确。”[52]2011年1月28日，斯蒂格利茨接受CNBC采访时针对有人说“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斯蒂格利茨指出：“任何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是真正懂经济的。”他说：“长期来看，长远来看，还是需要一个有序的财政制度。”又说：“美国其实已经不再需要更多量化宽松，但是财政刺激应该继续进行。”[53]

认为财政政策重要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不大的美国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为数不少。2011年4月24日《纽约时报》以《经济学家们说，美联储的刺激措施令人失望》的醒目标题报道说：“众多经济学家说，令人失望的结果表明，美国央行在让这个国家摆脱经济困境方面能力有限。”俄勒冈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托马说得更明确：“要扭转局势、推动复苏的话，我认为货币政策没有这种能力。”[58]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主张扩大财政支出，以弥补私人部门的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具体措施有：加强失业保险，向州和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兴建公共工程，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对政府已经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过于保守，力度不足。

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没有多大效果。他们主张由私人自行筹款去修缮基础设施，不必动用纳税人的钱。[59]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反对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他们认为，政府的刺激计划也许有利于长期增长，但对GDP的短期刺激效果非常有限，远达不到有些乐观者所估计的刺激乘数将达到1.5。经济刺激计划应是短期行为，可是过去的经验表明，利益集团会千方百计地游说政府维持和扩展原有的项目，这意味着即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刺激计划也难于退出，到那时，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接近于零。政府计划在两年之内花掉5000亿美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很难保证这些钱能被明智地花掉，很难保证刺激计划能经过严格、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因为许多民主党人都将此视为获得他们渴望已久的开支项目的黄金机会。开支计划最终将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和投资。[60]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表示，如果认为仅仅依靠扩大财政支出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完全不理解经济科学的一种表现。[61]是什么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今天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普雷斯科特说，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市场失灵，而是中央政府失灵。[62]他公布一份征集经济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内称：“尽管有报道说所有的经济学家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都支持增加政府的重任，我们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经济学家却不相信更多的政府支出是改善经济运行的方法。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胡佛和罗斯福的政府开支计划没有使经济走出萧条，更多的政府支出也没有使日本摆脱‘失去的十年’。让更多的政府开支帮助美国复苏只是良好的愿望。”[29]

也有少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两派争论中持较温和的支持财政刺激计划的立场。例如，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菲尔德斯坦在主张减税的同时认为，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必须扩大政府开支。他说：“尽管作为财政保守主义者我不喜欢预算赤字和增加政府开支，但就目前的情况，财政刺激计划是必要的。”[63]

政府开支的乘数作用是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争论的实质是财政刺激计划有无效果或效果大小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短评说：“（财政乘数的）不确定性事关重大，因为它为政界人士的几乎所有行动或政策试验提供了借口。”[64]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很多都认为，政府开支会刺激而不是挤出私人开支，刺激乘数将大于1。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多则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刺激乘数将小于1，甚至几乎等于零。克鲁格曼和萨默斯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是基于政府借款会推高利率的假设，而现在美联储已将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并且除非经济有过热的迹象，美联储将保持这种政策不变，因此政府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投资。可是，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认为，扩张的财政政策会拉高利率。他的这一论断受到克鲁格曼的嘲笑，说他“忘记了一年级的经济学课程”。[65]克里斯蒂娜·罗默是奥巴马提名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以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和经济复苏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中所起的作用而闻名。她论证，刺激乘数可以达到1.5。而斯坦福大学的约翰·科根、约翰·泰勒以及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托拜厄斯·克威克和沃尔克·威兰等都质疑克里斯蒂娜·罗默和总统经济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贾雷德·伯斯坦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指他们采用的是传统凯恩斯模型，并且假设条件与实际不符。如果采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并修改假设条件，刺激乘数就会小得多。[66]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计算的刺激乘数为0.8。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克伦甚至认为刺激乘数可能为负，根本无法降低失业率和改善经济状况。克里斯蒂娜·罗默对巴罗等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她认为，刺激计划有助于消除消费者和企业的恐慌，提振信心，这种对私人开支的刺激作用不是用模型和凯恩斯乘数能说清楚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根据多个数学模型和过去类似的经验”估计，美国的财政刺激计划在2009年第三季度大约维持了60万～160万个就业岗位，使GDP比没有刺激计划时提高1.2～3.2个百分点。国会预算办公室负责人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说：“尽管2009年春季和夏季的经济前景和就业率不如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好，但这只反映了经济基本面比预计的还要糟糕，并不表明刺激计划的效果比预计的差。”[67]

关于前布什政府减税政策到期后要不要给企业和富人继续减税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希望继续给企业和富人减税，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则主张在2010年12月布什政府减税政策到期时停止对最富裕的家庭减税，并继续对手头不太宽裕的家庭减税，这样既可以给正在挣扎着复苏的经济提供短期支持，又有助于解决长期预算赤字问题。克鲁格曼认为，对工薪阶层家庭减税可以刺激需求，而对高收入家庭减税则没有什么作用。他抨击共和党人以担心赤字为由，不肯花300亿美元补贴失业者，却支持对富人高达20倍额度的减税政策，甚至认为减税能增加政府收入。[68]美国学者约翰·波德斯塔指出，允许对高收入家庭减税措施到期将使未来10年的赤字和债务减少8300亿美元，布什政府为富人减税的“涓滴计划”不但没有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业增长，没有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增加了赤字。[69]

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或准备采取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在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跑道的财政支出，准备为年收入较低的家庭延长减免税收，停止为富人减税，反对为富人延长减税期。[70]这些经济政策表明，在国家干预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关于财政政策的争论中，本届美国政府目前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