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不是一味地强调GDP，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

正如经济建设有投入才有产出一样，社会建设也要有投入。特别是涉及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事业，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空谈不行，必须出实招，办事实，而关键就在于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的财政支出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经济和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那么，社会这条腿到底“短”到什么程度呢？依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计算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到：比例最高的国家，例如瑞典、丹麦、法国、德国、古巴，占13％－15％；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占10％－12％；俄罗斯、巴西、韩国、泰国，占6％－7％；印度占5％，我国的这一比例比印度还要低，只占4.5％。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支出情况与我国的可比性更强。整个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阿根廷是65.1％，智利65.9％，哥斯达黎加65.1％，巴西54.2％，墨西哥52.9％，秘鲁37.5％。那么，我国这个比例是多少呢？2006年刚刚达到21％，而这一年是我们非常强调民生、强调社会建设的一年，此前年份的这个比例还要低一些。可见，我国这一比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也是非常低的。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特别是当前，我国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矛盾，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尤为必要和迫切。如果与1957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比较，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差距拉大，社会财富过快地向少数人集中，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心理的不平衡，社会差距达到或者超过了临界点。人们对不公平的感受或者对差距的敏感程度，在不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差距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接近或者超过临界点的时候，人们对不公平的敏感度开始强烈起来。为什么最近这些年群体性事件增多，上访告状的增多，与人们的不公平感明显上升有非常直接的关系。2004年被称为我国的上访告状年，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也发生了变化。1998年－2001年，上访告状主要起因是下岗失业职工的安排、待遇问题。但是，2004年农村征地、城市拆迁引发的矛盾成了主要原因。应该承认，我们前些年对征地、拆迁的经济补偿确实是偏低的。城里人的住房、农民的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城市改造、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应该使他们受益，而不是受损。浙江宁波市让被征地农民成为新开发项目的股东，平等分享发展成果；许多地方改变一次性货币补偿为长期性制度补偿；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尊重老百姓的参与权，平等协商，做到“零上访”。征地、拆迁一类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的利益性矛盾，有人总结说人民内部矛盾得用人民币解决。虽然不一定全面，但毕竟表明要让老百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发展这个“蛋糕”不仅要做大，还要分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解决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难。怎么分好“蛋糕”的问题，对我们经济和社会能不能持续健康发展影响极大。

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以十一五规划为标志，我国的社会建设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今后，对社会建设的投入，完善社会建设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民生问题的解决，都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而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在其中具有导向性、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