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

　　强调政府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需要我们进一步思索，为什么政府职能转换一直滞后。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政府本身并不是超然的，它的行为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 2001)，因此，政府职能转型滞后背后的利益集团影响问题，需要做出进一步探索。

　　在当今中国，完整的界定特殊利益集团也许是困难的，但的确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有①：

　　(一)依附权力的资本集团

　　当今中国，某些公共权力形成权力资本，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相结合，最终还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形成。某些利益集团趁社会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机，通过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等途径，或者利用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使自己的利益尽可能以大众的利益为代价进行扩张，这就是依附权力的资本集团。资本集团的出现，是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但除了那些依靠正当经营积累资本之外，一部分商人和企业家依靠的却是权钱交易而形成的势力。依附权力资本集团的成员通常会进行钱权交易等违法活动，助长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这里一个突出的领域是房地产。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商是房地产市场的利益主体，在某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成为高房价最为直接的受益者。200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由少数开发商决定，即少数开发商凭借其所处的垄断地位，哄抬房地产价格，而地方政府则给予纵容和支持④。

　　(二)某些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改革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竞争型国有企业因为亏损累累，政府出于卸包袱的目的而实行了改制，但同时，出于保持国家对重要行业控制力的考虑，剩下的一些行业，主要是电力、电信、石化、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被改组成了国有垄断企业，这些垄断行业，多年来之所以能够以垄断的地位在市场存在，并能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攫取巨大利润并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安全为理论依据的。然而，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的大多数垄断行业在得到垄断利润的同时，并没有能为公众提供应有的服务。相反，有些垄断行业在谋取巨额垄断利益同时，往往还会做出种种要挟行为，而置社会公共利益与公众利益于不顾(杨帆，2010)。

　　特殊利益集团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从动态激励角度看，它可以通过游说或其他参与公共权力的活动为本集团找到政策寻租的空间，这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像奥尔森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影响在很多国家导致的是经济增长的停滞。但在中国，这种影响则比较特殊，由于上上下下都存在追求GDP增长和以GDP增长考核政绩的体制安排，使得中国各利益集团在表面上不可能明显阻碍GDP的增长，相反，它们所追求的是如何从GDP高速增长中谋取更多好处。其结果是，特殊利益集团导致的是经济的粗放式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往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和廉价投入，即通过扩大生产场地、增加机器设备、增加劳动力等来实现。特殊利益集团寄希望于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廉价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其他政策照顾，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粗放式经营上，而不是用在追求技术效率上。

　　众所周知，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资本深化”现象(张军，2002)，也就是投资驱动型经济。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引起的：一是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在内的要素价格处于较低的水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保持较高增长，致使企业对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土地虽然是我国短缺的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用地采取协议方式出让，价格一直偏低。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竞相压低土地价格，各地兴建的开发区成为优惠地价的重要领域。同样，由于劳动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劳动力成本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至于资金，在国有金融机构垄断和国家金融政策扶植下，以牺牲储户利息使资金成本大幅度降低，导致信贷规模不断膨胀。考虑到物价因素，实际利率水平经常处在较低的水平上，负利率状况也不罕见。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同时发生的，是企业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明显上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同时又没有上缴财政，往往被用于扩大投资。当然，一些行业的暴利，如房地产等，也使依附权力的资本集团疯狂扩大投资。以上情况，都导致了粗放增长和产能过剩，使经济调整的风险被放大。而真正到了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的时候，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又可以通过其强势地位寻求国家的各种政策和资金支持，而拒绝进行涉及自己利益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