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方法的思考、选择和设定，对于任何一个想有作为的学者，都是至关紧要的。20世纪中国的一批杰出学者，在他们成就斐然的学术经典或名著中，开拓了各有千秋的学术门径。本文着力于以“学术史的材料作方法论的文章”，通过系统地考察和融贯中国学术发生现代性转型的学者的学术成就，挖掘其间内蕴着的学术方法，阐释了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的三个层次，论述了作为现代中国学术方法总纲目的“双构四点”，即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的双构性与立足点、着眼点、关键点、归宿点四个功能点，以求为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参考。

关键词：现代中国；学术方法；渊源；层次；总纲目

一、以学术史材料作方法论文章

方法是人类面对世界时自信的微笑和沉着的出招。学有学法，兵有兵法，治世创业有治世创业之法，升天入地有升天入地之法。一句“我有法子”，就意味着人面对着千变万化、千头万绪的世界所提出的问题，有了应对的手段，其间牵动着感觉和理智，融合着知识和智慧，转化出计谋和方略，落实到工具和手段、程序和步骤，围绕着预设性和可行性、实践性和有效性，最终指向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成果的获取和创造。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问题与方法，不啻为人叩打世界大门的奇妙的指头，进入世界大门的通行证。

具体到学术研究领域，学术方法的思考、选择和设定，对于任何一个想有作为的学者，都是至关紧要的。它是进入学术领地的一把钥匙，一张入门券。不少人在学术领地的门外探首探足，逡巡难进，饱尝未窥门径的苦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有效的学术方法的钥匙或途径。在腹笥便便却百般困恼的时候，迷津一经点破，豁然开朗，再回过头去看那总以为神秘莫测的学术之为物，简直平凡得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窗户纸未被点破，苍蝇撞窗，东撞西撞不得要领；一经点破，奋身飞出，别有风光，自然会感受到精神的怡悦。这只点破窗户纸的神秘的指头在哪里？其实，20世纪中国的一批杰出的学者，早已经用他们的奇妙的手指，不知点破了多少学术难题的窗户纸，开拓了各有千秋的学术门径，操持着各有胜算的学术手段。他们行之有效的学术方法，就存在于他们成就斐然的学术经典或名著之中。所谓“学术”，分而言之，学为原理，术为方法。在20世纪早期，梁启超就引西方学者的话，强调“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注：梁启超：《学与术》，原载1911年6月《国风报》第2年第15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36年。）。这就是说，闪亮的“学”的铜币的另一面，就是精心设计的“术”的纹样，就看你能不能运用出色的智慧，把这个铜币正面看了又翻过背面看，在正反参详中窥破学术方法的玄机。

我们的基本旨趣可归结为一句话：以学术史的材料作方法论的文章。在这个学术史行列中，行进着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吴梅、胡适、鲁迅、周作人、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俞平伯、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郭沫若、吴宓、钱锺书、季羡林，以及与他们的学术有渊源关系的一些学者。对这批曾使中国学术发生现代性转型的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方法进行逐渐深入的考察后，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一部学术史内蕴着一部弥足珍贵的学术方法开拓和嬗变的历史。这种系统而专门的学术方法的考察和融贯，前人似乎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因而有必要作一点交代。“思想的过程”结晶出“过程的思想”，这种“过程的思想”可以通过某种可操作性的程序，开拓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成果。把这些“过程的思想”及其操作程序萃取出来，加以方法论的意义论定和功能规定，则可以在接触新材料、新思想的时候，释放出许多合理有效的学术思路。这样的学术思路和学术方法，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具有可供选择的通约性，往往能够发挥着举一反三的效应。它由此产生了双重的超越：一方面超越了一般性的依靠概念演绎的方法论建构，从博大精深而又个性丰富的学术实践资源中，发现思想的出发点和学术入门的途径，从而以有血有肉的材料考察其中方法的特质、结构、分类、程序和功能，使我们在过程中领略方法的操作方式和操作这些方法的一代名家的风范。另一方面超越了学术史材料只能按照学者、学派的时间维度排比章节，论其文化背景、思想倾向和历史地位的学术史写作模式，以“横断学科”的方式，在学术成就最丰厚的一些典型事例上切取特定的横剖面或纵剖面，考察其间带着生命热气的学理轨迹和方法论脉络，从而弄清这些学术名家名作是以什么方法写成的，从何入手，如何入手，入手后如何运用材料形成问题，并且进而使之进入破解问题的途径、手段和过程之中。然后又组合多种剖面的方法论考释，进行分类贯通，形成具有不同程度的普遍价值的通则。这种从“过程的思想”到方法通则的学术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以学术史材料作方法论的文章的“方法之方法”。

禅门有个话头：“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注：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892、1363页。）朱熹论为学功夫，说：“子静（陆九渊）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或问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注：《朱子语类》卷一○四，四库全书本。）元好问《论诗三首》之三说：“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我在进行方法通论研究之初，并不曾存有金针度人、授人以做学问的诀窍的念头，更重要的是想金针度己，在反复端详那些鲜丽的学术鸳鸯绣样的时候，潜心揣摩其间的金针运行方法。至于发表讲演，或著述成书，是否有一点借针献人的作用，那已是另一回事了。比如我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吴梅的《中国戏曲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自然也注意到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引起中国文学本体认知和文学价值重估的深刻的现代转型，促使著述者的文化视野和审美趣味的现代性的形成，在原本“自来无史”的小说戏曲等平民文学领域投下过的功夫和眼光，拓荒性地写出经典性的专门史文本，以及采取文学运动的思想收获和历史进化、历史循环的富有个性的观念，重新评估文言与白话、载道与言志等不同文学系统的价值和命运。

但是由于采取翻转铜币以“学”观“术”，或者从鸳鸯锦绣看“针法”的研究策略，这里更为注重的是考察这些名家名作是如何发挥方法论的中介环节的作用。首先是考察它们如何以现代的科学分析能力从复杂纷纭的文学现象中提取关键性的“文化因”，从历史连续性的承接与中断中分离出文学范式，辅以锐意穷搜的史料学的分类处理，以及知识谱系学的轨迹跟踪，从而使其中的诸多学理判断都纲目严整、根本牢靠、脉络通彻，尽量避免那种找来几个时髦术语而不计中间环节地生硬地对丰富多彩的材料贴标签的做法。同时考察它们的话语原创的文化机制，考察它们是如何恰如其分地把握文学范式、熔铸学术名目，使原创话语深刻地联系着传统的语源语义而不失其根本，又开放地联系着外来的思想论证而注入现代性的内涵。此外，由于这些名家名作往往是并置着进行比较考察的，这就造成一种特殊的语境，能够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不同于吴梅的《中国戏曲通论》的学术生命力的秘密，也能够从钱锺书1932年发表对《新文学源流》的质疑性批评，和1933年写成《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940年刊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反复质疑中，提供一个不同于周作人的“载道言志循环起伏”模式的另一种文学史叙述法。经过以上的处理，“学术方法通论”的第一个层次，是在不同名家的同类著作中求“通”，会通它们从萃取“文化因”、“文学范式”到进行话语原创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学术方法通则。

学术方法通论的第二个层次，是在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之间求“通”。在本文中主要是会通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化人类学和思维科学。现代学科对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规范、术语形态和学理体系的严密界定和严格分工，使学术趋于专门化和职业化，使人类知识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深刻、透彻、条理整然的成果。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在20世纪初就感叹：“学术已达到了一个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专业化的学术在坚实精进的同时，则有可能对人类知识的完整性实行阉割。因而做了60年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钱穆又有另一番感慨：“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注：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第1页。）其实，讲专门和讲会通，是中西学术内部长期存在的张力，只不过在由古至今的时间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存在着不同的起点和历程。两种集体潜意识，在其起点上一者重分析，一者重融通，但它们应该采取开放的发展的态度，由分析走向融通，由融通走向分析，建立融通与分析互动互补的文化创造机制。

在这种文化创造机制中，文学应该向史学取法凝重，史学应该向文学取法灵动，在不同的学科立足点上进行学术方法的科际借鉴和移植，把对人的精神关怀和对历史文化制度的重视结合起来，使各自的学理建设做得既博大又精深。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侧重于审美体验的人，读一读陈垣的历史学著作，当会为他的史源学、年代学、文献学和校勘学的硬功夫而震撼。他使用材料讲究探本求源，竭泽而渔，早年以十年时间博览文津阁《四库全书》，做了目录学上的考订功夫，甚至连《四库全书》哪部书最大，都带领人员去清点。对于那部“考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必不可少之书”《元典章》，则用新发现的元刻本对校清刻本，并参以他本，校出讹误衍脱颠倒妄改之处一万二千余条，挑选千余条，归纳其致误类型，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五十目，进而概括出校勘学的四种方法论通则，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被胡适称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注：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收入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页。）。此外如他的“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以及《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著作，都在遍考典籍、碑铭和敦煌文献的基础上，精思博识，廓清了千百年间隐晦无人能道的古宗教和民族关系史的疑难问题。文学研究倘能从这里汲取经验和方法，是可以打开自身的文化学和民族学的巨大空间，从而使这门讲究灵动的学科变得开阔而坚实的。

学科之间的能力和方法的移植借用，往往能够产生在原先学科相对封闭的状态中，难以想象的综合效应。因为相对封闭的学科壁垒，在师门传授、近亲繁殖中往往强化某种思维方式或学术方法的优势，使之精益求精，却也可能忽视了、甚至压抑了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或学术方法的潜能。当新的能力和方法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时候，它可能以其新锐的角度、眼光、体例和程序，解放了原先被忽视、被压抑了的潜能，开发出学科格局的新模样、新气象。郭沫若本是张扬创造、推崇灵感的诗人，当他避祸日本十年而接触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时候，就带着强烈的创造冲动，以唯物史观的新颖方法重铸了对这些古老文字器物研究的格局。他在《卜辞通纂》（注：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78年。）中跨越了从古文字学到社会形态史的巨大跨度，主体部分采录800片甲骨，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形成由工具性、历史性到社会性、思想性的层层递进的分类学内在逻辑。而且全书的图录与文字前后映照，每片甲骨都有考释，每个分类都有小结，又有《序》、《述例》、《后记》阐发自己的构思和发现，从而组合成一种广泛地涉及字形字义、原始信仰、仪式制度、思维方式、生存状态和社会制度，力图复原殷代社会尽可能多的侧面的学术操作体系。这种操作体系既是实事求是，又是才华横溢的，并非那些株守门户的学者所能做到的。

郭沫若能创出学术的大模样，缘由于他有一种长于把握中介环节的能力。他一经接触德国学者亚多尔夫·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注：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郭沫若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便被其中的美术文化遗物的“样式分析”和全体意识所吸引，从而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断代学和图像学的方法。他首先选定铭文标出年代的器物为标准器，然后以标准器的人名事迹线索、文辞体裁、文字风格和器物花纹形制为标尺，对未知年代的器物进行比较断代。其中，借鉴美术考古学“样式分析”而创造的青铜器图像学的断代和分类方法，尤为独到，它把历代青铜器形制和花纹的演变资料制成参考图谱，较其正变异同，对不同年代和国别的信仰（包括图腾）和审美形式进行辨析与推断，从而使头绪淆乱的青铜器物的年代学和地域学的认定，有了可资遵循的科学规范。这种方法论的规范被非常出色地运用在《两周金文辞大系》（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东京文求堂书店，1932年。）的体例上，上编仿《尚书》体，按时间排列，把137件王臣器按编年史顺序，系于从武王到幽王的西周各王的名下；下编仿《诗经·国风》体，按空间排列，把114件东周列国器物，排比成以长江下游的吴国为起点，溯江而上，于江河间顺流而下，更沿黄河溯流而上，走了“之”字形，经30国而止于秦。结构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西周王臣器和东周列国器的编排方法，意味着两周之间礼制分崩、权力下移的历史趋势。北方列国器物属于周文化系统，南方列国器物带有浓郁的商文化的色彩，南北之辨在很大程度上是商周之辨，而且这种南北区分在春秋以后趋于划一，透露了趋向秦汉大一统的某种文化消息。在美术纹饰规制的精微体验中感受到时代消息和大地气息的萌动，这种文学素质的介入使史学体例平添许多活力，从而真切地触摸到人、社会与历史的脉搏了。当然这种活力还是有待的，有待于融入历史学科的潜心积学、深研精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