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途径、工具及方法论的灵魂

学术方法通论的第三个更高的层次，是指向和进入总体方法，甚至元方法，对方法论进行更深入的哲学思考。于此有必要对人类的方法论思想作出一些必要的历史反思。从总体意义上说，方法是人看世界的眼睛，以及应对和改造世界的手足，直至作为手足功能之延长的工具。总体方法是由具体方法集合而成的，是它们在本质上的集合。总体方法变了，人所看到的世界图像，包括看见哪些图像，以及被看见的图像的特质、结构、关系、功能和演化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刀耕火种时代，有刀耕火种时代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电子信息时代，有电子信息时代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这就表明，方法既存在于历史过程中，其自身又是能够不断地展示新维度、新层面的存在。

凡事都应究其本原，本原中存在着作为出发点的本质。在本原上，中国人对方法的认识，浑融多种学科而强调价值判断；西方人对方法的把握，则往往侧重分析思维，潜蕴着追寻途径的欲望。比如《说文解字》就把方法与价值判断，甚至与刑律断案相联系：“（法的古字），刑也。平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70页。）这里以水、以神兽比喻执法，解释方法，强调公平地考究功过、是非、曲直的价值准则。《墨子》卷七《天志中》则强调方法考究的主体能动性和标准化尺度：“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注：《墨子闲诂》，《诸子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1954年，第128页。）以人丈量天地而明辨其方圆，这就使方法始终存在于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动态的历史过程之中。与此相对照的是西方世界讲方法（method），语源是希腊文的μετá（沿）和óδós（途），为“遵循某种道路”之义。一者重以主体的规矩量天地，一者重以外在的途径供遵循，本原上的差异，潜在地影响了中国与西方的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和形式。

尽管本原和发展存在着差异，但无论中国和西方，对于方法的认识和运用都非常重视它的工具性，或者说，在其主流发展中都以“工具性”作为关键词。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篇》）工具的发展，是为了事半功倍的目的。荀子认为：“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注：《荀子·劝学篇》，《诸子集成》第2册，第2—3页。）在行为与目的之间，假借工具而改变行为方式，是可以增加达到目的的手段和能力的。荀子的比喻，到了毛泽东的手中，就增加了现代实践哲学的意味：“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桥或船的说法，表明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不是唯一的，而是具有多样性的，应根据具体的条件进行调整、选择、变通或并用。条件制约着方法，方法改造着条件。

众所周知，劳动使人走出了动物界，其中的关键是人在劳动中制造了工具。一有了工具，就有了方法，因此方法与工具在人类发展史上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后学，把这位大思想家的《范畴论》等六篇论文，辑录成逻辑科学和方法论的专书，取名《工具论》，是很有一些道理的。二千年后，到了公元17世纪，近代方法论的开拓者英国的培根，参照这条思路撰成方法论著作《新工具》。他把重三段论推理的亚里士多德翻转了半面，主张感觉是知识的源泉，只有归纳法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知识。与他双璧交辉的法国的笛卡尔，却把他再翻转了半面，把自己的著作径称《方法论》（原题《更好地指导推理和寻找真理的方法谈》），痛斥感觉欺人，只有理性演绎法才能得到真正可靠的知识。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和维度，一者重实验和归纳，一者重理性和演绎，从而使方法论处在运动和竞争的状态，把它做大了，做活了，做得引人注目了。反复翻转半面，就在翻转中给新的思维方式腾出了创新的空间，这实在是方法论创新的极佳方法。

这种方法工具说，在一二百年后还得到了以辩证法大师而驰名的德国的黑格尔的呼应和发挥。黑格尔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在真理的认识中，方法不仅是许多已知规定的集合，而且是概念的自在和自为的规定性，这种概念之所以是中名词（逻辑推理的格中的中项），只是因为它同样也有客观东西的意义。……绝对的方法（即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不是起外在反思的作用，而是从它的对象自身中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这段对方法在主客体之间的工具作用的思辨，被列宁摘入他的《哲学笔记》。（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32—537页。列宁引文见其《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7—208页。）他感受到这段话的深刻，但没有对这段话做出直接的评议，这也给人们反省这段话留下了思想的空间。

值得反省的是，它称说“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这也就是说，方法即便是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工具，它也是活的工具，是有“内在原则和灵魂”的活的工具。它不是静止的中介，而是运动着的传导着生命认知的中介。它以中介的身份穿针引线，畅气通神，作为我们要着重讨论的学术方法，引导着主体和客体、思想和材料的本质要素互识、互动、互化，思考着从何入手、如何入手，以及入手后的种种思想联动和生命贯注。它的生命存在于这种活生生的动态的中介性之中。之所以称方法是人看世界的眼睛，而且是人以科学的方式改造世界的手足，以及作为手足之延长和功能之强化的工具，就是因为它内在贯通着一条感应神经。对此，朱熹似乎感觉到了，他把方法与道联系起来：“或问（《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语似倒了，以道字上方是。盖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进进不已，便是‘深造之’犹言以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为学，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为仁而克己复礼，便是以道；或不克己复礼，别做一般样，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为之不已，造之逾深，则自然得之。”（注：《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四库全书本。）

这里强调方法应该“以道”，“以”是常用的多义词，带有因由着道、依恃着道、运用着道、遵循着道和旨归于道的多重意义。“道”在朱熹的字典中，是一个与“理”相连用而又相分别的术语。它继承了《易经》的道器之辨，认为“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心生道也，……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因此要“离物以求道”，“遗器而取道”（注：《朱子语类》卷二十七、四十四、七，四库全书本。）。这里的“道”字和理一样，具有本体论的意蕴。但道字之用更为方便，与理字有所参差，即所谓“道训路，大概说人所共由之路。……问道与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便是那文理。……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训为“路”的道字，内蕴着许多理脉和次序，就带有门径或方法论的意思了。由本体论到方法论，因而“道字看来亦兼体用，如说其理则谓之道，是指体言；又说率性则谓之道，是指用言”（注：《朱子全书》卷四十六，四库全书本。）。应该看到，赋予方法“以道”之说，与赋予方法“内在原则和灵魂”之说相契合，这就使方法论与本体论一脉相通地联系起来。其价值在于使人不可狭隘地把方法等同于雕虫小技，而应该在文化总体运行中思考方法，并且在方法论思考中指向文化发展的本原、趋势、基本原则和总体特征。这也可以为方法通论进入总体方法或元方法的层次，提供思想的支持。

现代中国学术面临的总体方法或元方法是双构性的，它以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二者作为富有内在张力的基本问题。这也是它的总体方法的“内在原则和灵魂”，或者所要“以”之的“道”。二者缺其一，就会发生严重的“失魂”或“失根”的倾斜。只有把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相结合，才能使学术踏实明敏、登高望远，在反思自己自何而来，向何而去的基础上，明古今之变，察中西之机，外可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内可以坚持自主性的创造。这样的学术才是有大国气象的学术，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之机，创造之魂，才能在克服抱残守缺、或随波逐流的弊端中，实现一种有根的生长，有魂的原创。

世界视野对于现代学术之所以具有元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赋予学术方法的移植、调整、重组和运用以新鲜广阔的精神空间。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在于他以留学生的经验，能够以“历史进化的眼光”省察到欧洲诸国，如意大利的但丁、德国的路德曾经以俚语的“活文学”取代拉丁语的“死文学”，开本国新文学之先机。这是在文化过程的层面上建立自己的世界视野。在术语操作层面上，他不妨就便地撷取1910年代风行美国、被称为一代“诗宗”的意象主义诗派领袖庞德和罗威尔等人的主张。胡适在1916年12月留美日记中，录有《纽约时报》上刊发的《印象主义诗人的六条原理》的英文原文，认为“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注：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五，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这六条原理主张使用通俗语言，诗歌采用自由格式和新的节奏韵律，主题选择绝对自由，意象应确切地表现细节，诗风要清晰、坚实，把凝炼作为诗歌最重要的本质。这六条原理都被胡适用以针对中国旧文学的弊端，加以变通组合，创设出《文学改良刍议》中从“须言之有物”到“不避俗字俗语”的“八事”。（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这“八事”的针对性和新锐感，对于当时沉闷的文学界，其震撼作用确如《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之“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注：陈独秀：《复胡适》，1916年10月《新青年》第2卷第2号。）。

对于胡适“八事”与意象主义“六原理”的关系，在纽约留学的梁实秋已于1926年有所揭破：“我以为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即是外国的影响。近年倡导白话文的几个人差不多全是在外国留学的几个学生，他们与外国语言文字的接触比较的多些，深觉外国的语言与文字中间的差别不若中国言语文字那样的悬殊。同时外国也正在一个文学革新的时代，例如在美国英国有一部分的诗家联合起来，号为‘影象（即意象）主义者’，罗威尔女士佛莱琪儿等属之，这一派唯一的特点，即在不用陈腐文字，不表现陈腐思想。我想，这一派十年前在美国声势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受其影响。试细按影象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这种外国文学过程和术语的参照移植，以其时空情境的巨大的异质性，在中国文学情境中引发了强烈的纳新和排异的反应。由于五四新文学群体的毫不妥协的奋战，那借鉴而来的“雷音”，终于打开了中国文学和学术的新局面。

视野可以使方法增值。新视野的敞开，使胡适敏捷而明智地把自己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转移到最容易增值、而以往的研究又非常薄弱的古典小说领域，既为倡导白话文提供历史的依据，又为新学术提供方法论的范例。从1920年到1933年，他在14年间以“序言”、“导论”的方式，为12部古典小说写了30万字的考证文章。在诸多考证文字中，影响最著的是《〈红楼梦〉考证》，以致在他逝世时有人写了这样的挽联：“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注：参看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63页。）在胡适的“新红学”研究中，现代世界视野笼罩着、并渗透到学术思考的各个层面，包括研究领域的选择，研究思路的确定，研究资源的开发。首先，破除视小说为“小道”的旧观念、树立小说为“文学正宗”的观念，使他对上海亚东图书馆“新版标点古典白话小说”的事业赋予极大热情。在把商业行为与文化事业行为相结合中，以《红楼梦》这类小说名著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注：《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258页。）。其次，在新领域的拓荒工作中，他选择的入手处是把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和文学方法移植并用，以揭破《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谜团。他打破了旧红学的索隐派把这部杰作曲解为影射清顺治帝与董鄂妃之事，或附会为写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之事，或以排满意识误读为“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等等奇谈怪论，考定该书作者是江南织造曹寅之孙曹雪芹，还原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个大家族“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而是一部作者“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注：胡适：《〈红楼梦〉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3—108页。）所谓自然主义和自叙传，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接纳西方思潮的流行观念，胡适想以此来演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其三，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开拓，使清代的一批文集、方志、谱牒、笔记等文献资源顿然被照亮而获得新的意义。在顾颉刚、俞平伯的协助下，查阅《江南通志》、《八旗氏旗通谱》、《曹楝亭全集》，以及借阅《雪桥诗话》及《续集》，终于考明曹雪芹的家世。又通过搜集《石头记》脂评本和各种《红楼梦》早期刻本，终于发现“曹书高续”的成书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