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思想是承前启后的思想，从承前的角度说，它属于参伍错综的综合型的创新；从启后的角度说，它导向触类旁通的创新。触类旁通的方法论思想也来自《周易》，《系辞上》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19) 触的本义是以角撞物，引申为以手遇物和以心感物，它是在彼此物和主客体的碰撞感悟中，触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与触类旁通的意思相近的，有举一反三，源于《论语·述而篇》所录的孔子的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事物有四个边角，举出一个边角而不能推知和联想到其他三个边角，这样不开窍的学生也就用不着再教他了。这一隅和三隅是同质而异位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知与未知的关系，由一个已知依据其内在的统一性的逻辑，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上类推多个未知的事物，其思维的线路带有非直线性、转折性和原始要终的回归性，并且出现了类推和反证的双向思维运动。这一点，朱熹似乎有所推测，他如此解释孔子的话：“凡物有四隅，举一隅则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则于这一隅亦恐未必理会得在。” (20) 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方法，举一反三的原则使变通思想走向可操作的层面。

现代学术方法的变通品格和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原则，在许多领域都可以发现一些出色的运用。这些运用体现了在前人的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拓展和深化的思想能力。典型的例子是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新材料，据以证明或补正纸上之材料”。陈寅恪对之举一反三，拓展为“三参证法”，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21) 。这番类推，使地下与纸上、异域与吾国、观念与材料出现了三维性或立体感，既拓展了方法论的层面，又显得周密圆融。王国维的“境界说”，在宗白华的手中也得到了更富思辨力的拓展，他展示了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不同而产生的五种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 (22) 在这五种境界的结构层面上，他认为“艺术境界主于美”而应置于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之间，这也就使“美”置于“真”与“神”之间。进而又以大量的文学史和艺术史的材料对之进行富有生命体验的论证，从而使王国维首先拈出的“境界说”走上了现代学术史的一个新台阶。由此可知，学术方法的激活和更新，得益于变通思想的注入。变通在借鉴中力求超越，它给从学术实践中产生的方法，在重新回到新的学术实践中增加了生命的活气。只有在学术方法再盘活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更上一层楼的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其三是创造性品格。变通能够产生活法，但变通性的创造往往还是一种有限性的创造，它的依存性有时大于独立性。比如宋代江西诗派的吕本中也讲活法：“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庭坚），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余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 (23) 这种活法主张不背离、不颠覆、不毁坏固有的规矩中的变化不测，允许现有格律下文辞、句式、意味的点铁为金，对于诗风的演变不无好处。但它毕竟是在以杜甫为诗圣、以黄庭坚为诗宗的系统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有限度的腾挪。它的知所趋向，连李白的狂、苏轼的肆都难以采纳，认为那是无法学，或学了就有损于诗品。至于在吕本中出生之前已经出现在西域回鹘诗人笔下的、长达一万三千行的《福乐智慧》一类散发着异域情调的诗，就更不可能像玄奘取经那样进入中原诗人的创新体制了。 (24) 因此宋以后数百年的古典诗歌，就在这种活法、死法之辨中，走不出宗唐、宗宋的轨道。而且这种诗歌上的积弊，是与学术上汉宋之争、经古今文之争的积弊相互映照，折射着类似的文化精神状态的。

因此有必要在现代学术的变通性品格的基础上，突出地强调创造性品格，尤其是强调首创精神（initiative）或原创性（origination）。如果说，实践性为现代学术奠定基础，变通性为现代学术疏通血脉，那么创造性就为现代学术点醒灵魂了。有灵魂的学术，才称得上是具有现代大国气象的学术。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的原创能力的，先秦诸子、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表现出来的原创能力，就受到现代中国学术巨匠的普遍推许。傅斯年就极力推崇司马迁《史记》之卓越，在年代学上“以为十二诸侯六国各表”，乃“史学之绝大创作”；作为八书，“至于文化之中礼、乐、兵、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各为一书，斯真睹史之全，人文之大体矣”。对《史记》的原创性，他作了这样的定位：“凡上两事，皆使吾人感觉子长创作力之大，及其对于史学观念之真（重年代学科文化史），希腊罗马史家断然不到如此境界”；“其在欧洲，至十九世纪始有如此规模之史学家也” (25) 。

应该看到，这里对古代学术中的原创性的推许，是一种具备现代世界视野的推许；同时它也折射着推许者自身追求现代学术原创性的欲望和信心。随着近世以来西学东渐、旧学更新思潮的涌动，文化界对学术的原创性的理解和追求，面临困境，心受诱惑，进行了痛苦的求索。还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为原创性学术的出现，大呼破除双重的“奴隶性”：

且吾有一言，欲为我青年同胞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