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学术方法的三项基本品格

首先是实践性品格。自唯物辩证法观之，实践性品格是学术方法论的基本品格。实事求是，是一切学术方法的生命线所在，是科学的学术方法得以产生、得以验证、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因而我们既是以此为准绳去检验现代学术方法，认识现代学术方法，又是以此为准绳去借鉴前辈的学术方法，发展前辈的学术方法。

中国学术向来有一种“必诚必信”的务实传统。《孟子·离娄上》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朱熹注曰：“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 ⑧ 这里以正统经典及其阐释学的方式， 把“诚”与“实而无伪”，提到天道、人道、本然、当然的位置，论证它们在人文系统中的根本性。而把这种诚与思诚贯串到学术文化之中，便出现古代中国著名的知行之辨。宋代的程颐（伊川）接过《中庸》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话题，把这五个学思步骤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认为“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⑨。其后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出现了“知行相须”和“知行合一”的分别。相须的意思是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朱熹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行先；论轻重，行为重。” ⑩ 与朱熹从方法论的层面分论知行的先后轻重持不同的意见，王阳明从本体论的层面提出“知行合一之训”，既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只是一个。”又强调：“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 (11) 应该承认，无论从本体论或方法论上谈知行，都贯彻着一种内在的真诚，其间的体验也不乏独到、甚至精湛的表述。

然而其突出的特色、也是深刻的弊端，在于引导学术文化思维过度地内转到心性体验之上，挫折了和抑制了把知识和行为引向广阔深远的历史文化的探索锐气。朱熹论知行，关注的是尽心知性，反身穷理；王阳明解释知行，规范为“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就把本质上应该用于对丰富多彩的世界进行真理探求的知行学说，困顿于伦理化的心性修养的透明而狭隘的空间之中了。宋明之学重心性和义理，汉清之学重文献和考据，以皓首穷经的功力，取得各有千秋的成绩，却都使古典学术过分徘徊于内敛型和崇古型。因此中国学术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的课题就是打破这种崇古的和内敛的学术模式。胡适以科学主义的历史演进法“整理国故”，其“演进”就是针对崇古，其“科学”就是针对内敛。由此而痛斥古代学术“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他主张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用新的方法清理古代文化的意义、因果和脉络，把学术的关注点转移和拓展到古所谓“旁门杂学”上。在文化史研究的总系统中，他就开列了十个项目：（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 (12) 十项目的设计，实际上瓦解了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结构，使学术触角伸向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实践层面，并与现代世界的学术分类学接轨。

当现代中国学术逐渐形成批判性和实践性的品格的时候，它开始出现多元发展、从不同的学科层面和学理方向上释放出丰富的学术能力的局面。在史学领域，顾颉刚打出疑古的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过程意识和方法论，力图使真实的历史从经学的光环和神话传说的迷雾中剥离出来。在顾颉刚挑战信仰上崇古的同时，傅斯年挑战义理上的内敛，他咬定“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根本，启动了殷墟的科学考古和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史料清理，使“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寻找新史料”成为史学建设的工作原则。郭沫若则另辟天地，以唯物史观的眼光，照亮甲骨金文与古代社会形态的联系，以“欲穷河源而必问星宿海” (13) 的锐气，清理殷周社会形态及其历史转型的关键，对中国历史分期产生深远的影响。历史为未来留下了启示录。现代学术方法的实践性品格，使学术研究不泥于一端、不止于一境而激活自身的生命力。它在推进学术研究走向实事求是，走向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为自身的变通性品格和创造性品格，提供了思想逻辑的起点和认识论的依据。

其次是变通性品格。变通是一个起源古老而具有抗陈旧能力，因而是与时俱进的概念。古人释“化”字，“谓之变通不滞，与时偕行” (14) ，就说明了这一点。溯其语源，来自《周易》。《系辞上》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15) 可以说，变通是《周易·系辞》常用的关键词，甚至可以称为“易系辞学”的一个核心。变通之义，为变化、变革而通达、亨通，它寓结果于行为之中，如春夏秋冬四时一样运行不息。四时的发展变化不滞止于一端，不沉迷于一色，而是体现着宇宙运行的连续性、递进性、多重性和节奏性，相互衔接，积累成新，互惠互化，化生万物。离开四时的发展变化，生物就无法顺其本性和宇宙规律而生长成熟，以及再生长成熟，在生生不息、化旧为新中实现生态的平衡。

由于变通思想具有普适性和深刻性的特征，后世遂有“易道变通无穷”，或把变通改为通变，出现“通变以宜时”、“通变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 (16) 等等说法。刘勰《文心雕龙》专设《通变》章，讨论文体和文辞的沿革：“文辞气力，通变则久……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章末之赞又说：“文律周运，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他比较讲究文体的规范，在文辞的演变上则主张参酌于古今之间、质文之间、雅俗之间，从中汲取不竭的源泉和驰聘无穷的路途，这样才能谈得上“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17) 这就使变通思想内蕴着综合创新的思路，而且这条思路也是来自易道变通的思路，如《周易·系辞上》所言：“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