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端：民俗智慧与美学趣味。在美学趣味中注入民俗智慧，这是鲁迅学术文化方式的独特贡献，其方向与四野之学消解四库之学的价值结构相一致。他有一篇奇文《门外文谈》，以夏夜门外谈天的方式表述一种所谓门外汉（“门外闲人”）的文学意见。以门外汉自居，就是不入古人的框套，也不入西方某些“文学概论”的框套，从而获得自主创造的自由。这种自主创造，就是打出一套民间的或民俗的牌。他认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49)他甚至还作了这样的比喻：“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 (50)这一点大概是一些新文学运动者的共识，胡适就说过：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51)

胡、鲁比较，胡适之言相对公允周到，鲁迅之言另有深刻独到。首先鲁迅不是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他看到了民间文学的复杂性：“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 (52)他看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是有区分的，但并非绝缘的。既有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采风，又不能排除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学样，二者之间的相互濡染，使我们即便推许民间文学，也存在一个精芜辨析的问题。

其次，鲁迅的独特处是不止于山歌野曲的民间文学层面，而是更为深刻地进入到融合着歌、舞、剧多重表演仪式的民俗伎艺原生形态。应该看到，多重表演仪式之原生形态的体验和阐释的可能性，远远地大于单纯的口语吟唱，因而更能逼近民间野性和血性的精髓。在这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的，是鲁迅对绍兴目连戏之穿插戏的喜爱及其具有异样光芒的记忆重读。《目连戏》的本事源于据说是西晋竺法护翻译的《佛说盂兰盆经》，敦煌石窟出土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多种文献，说明目连救母故事已经在佛教寺院俗讲中广为流传，并与儒家的“孝为德之本”的观念相调适而通向民间。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于“中元节”条目中记载，北宋都城汴梁从七夕到七月十五日搬演《目连救母杂剧》，印卖《尊胜目连经》。至明万历年间郑之珍作《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卷一百折，成为剧目中最长者之一(53) 。这类戏文记载佛陀十大弟子中以“神通第一”驰名的目连尊者，见其母堕入饿鬼道，向佛问拯救法，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以百种供物供僧众，以救其母出地狱，是为盂兰盆节。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这部连演几夜的戏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略其主干、拾其枝叶，对目连救母的主干故事不甚留意，而高度评价那些撷取民间社会情态的枝节性穿插表演。取舍之间，贯穿着鲁迅所主张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能挑选、有辨别的“拿来主义”。《门外文谈》说到目连戏：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54)

中国民间智慧真可谓异彩纷呈，它在本体论意义上成了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学智慧的深厚而肥沃的土壤。即以武松打虎来说，《水浒传》景阳冈那一幕当然也汲取了民间智慧，写吊睛白额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就博得金圣叹拍案叫绝：“传闻赵松雪 （孟）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今耐庵此文，想亦复解衣踞地，作一扑、一掀、一剪耶？东坡画雁诗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我真不知耐庵何处有此一副虎食人方法在胸中也。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一人，岂虚誉哉！” (55)此处所引关于赵孟画马学马的民间传闻，与绍兴《目连戏》武松打虎的片段的相通之处，就是以民间幽默消解了名人的端庄和英雄的豪气，实际上揭示了一条通向浩瀚无垠的民间智慧和新鲜活泼的创造力的重要通道。

更深刻地联系着鲁迅的生命体验和文化个性的，是他介绍了绍兴目连戏中两个极具特色的鬼：无常和女吊。从鬼中体验生命，这是鲁迅的独特。也许是社会太黑暗，公理受戏弄吧，鲁迅说：“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因此这种鬼体验，也牵涉着鲁迅对当时社会的“季世”感觉。无常鬼虽是阴间的勾魂使者，但“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在鲁迅笔下，无常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的迎神赛会鬼物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鲁迅尤其突出他蹙眉握扇，鸭子浮水似的跳舞的一幕，他一上台就打一百零八个喷嚏，放一百零八个屁，然后自述履历。他因同情孤儿寡妇为庸医所误，暂放鬼魂还阳，受到阎王责罚后，随着目连号筒的悲音高唱不再通融了：“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这无常并非佛教本有，鲁迅认为，他大概是中国人根据“人生无常”的话头所作的具象化创造。鲁迅不仅在回忆性散文《无常》中把他写得憨态可掬、诙趣荡漾，而且在《门外文谈》中以之和目连戏片断《武松打虎》并列，称赞他“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56)这是从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的比较中，衡量出其不可企及的创造性的。

女吊的创造更是充溢着民间的悲情力度和凄艳之美，这为鲁迅所激赏，以为绍兴目连戏“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冯雪峰回忆道：“当他写好《女吊》后，大约是（1936年）九月二十或二十一的晚间，我到他那里去，他从抽屉里拿出原稿来：‘我写好了一篇。就是我所说的绍兴的‘女吊’，似乎比前两篇强一点了。’我从头看下来，鲁迅先生却似乎特别满意其中关于女吊的描写，忽然伸手过来，寻出‘跳女吊’开场那段来，指了道：‘这以前不必看，从这里看起罢。’我首先感到高兴的是从文章中看出先生的体力恢复了。” (57)所谓“跳女吊”，就是这段描写：“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 (58)这些描写强调女吊不同于无常白衣白帽的“大红衫子”，强调她生存的苦难、怨恨和为鬼的复仇性，其中是包含鲁迅对生命之大限的死的体验的。

死亡意识的深度体验，使女吊这个复仇的阴魂别具精彩，美得有阴郁气。《女吊》的写作离鲁迅逝世仅一个月，而此前的两个月，他患肺病和肋膜炎的严重情形，竟致美国的D医生诊察后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那次大病略有起色，也就是作《女吊》前半个月，他写了随感《死》。他虽然自称对于死是个“随便党”，而且相信人死无鬼，但还是留作七条遗嘱。第七条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又进一步强调：“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间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59)这是鲁迅借死的题目来宣示的人生原则的坚定性。他又超越人生的生死界限，把坚定性注入女吊的复仇性中。鲁迅在绍兴目连戏中最爱女吊和无常，他在《朝花夕拾·后记》中自绘高冠执扇而跳荡的无常，而女吊则没有自绘。但1925年绍兴画家陶元庆（字璇卿）绘《大红袍》，展示一个蓝衫、红袍、高底靴的女子，半仰脸而作扬手握剑下垂状，就叠影着女吊的影子。鲁迅取此画作许钦文小说集《故乡》的封面，称赞道：“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照强烈，仍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无常多人情而女吊多骨气，代表着鲁迅追求的审美精神的两个侧面，而他是以女吊作为死之纪念的。《故事新编》杂糅古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映照人我，《无常》、《女吊》超越阴阳，可知鲁迅老辣之笔运转如风，他追求的审美境界是宏富而有异彩的。

鲁迅一生出入于四野、四洋、四库这云水激荡的“三四之学”，操持着学术文化方式上充满着智慧和锐气的“五端”方略，成为中国新文化开创期的一代巨匠。应该说，鲁迅并非心无旁骛的纯粹学者，而是一个有精深学养和卓越器识的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之所以专门从学术文化方式的角度考察之，是因为他处在“三四之学”强烈碰撞、融合和转型的时期，学术文化态度和方式中的忧患意识、拯救意识、改革意识，对于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化现代性的转型、新生和创造是至关重要的。鲁迅在学问上的精深功力和透彻悟性，使其无论小说、散文，尤其是杂文、旧体诗的著述，都滋润着一种能拿得起、洒得开、化得透的学术气质；在文学上的敏锐感觉和犀利表述能力，又使其文献整理、文史著述、文化杂谈和金石考证，都流贯着一种看得深、悟得彻、说得妙的美学光泽。所有这些，使之成为中外古今文化大融会、大碰撞、大突围中富有革新精神、创造能力、大家风范的文学家和学问家。他在铁屋子的呐喊、在大宅子中抉择，一代启蒙者胸襟与和平崛起时期建设文化大国风范是遥相呼应的，由此使其上下求索之姿、开辟草莱之功成了我们民族必修的文化启示录。

注释：

①《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②《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③罗隐：《寄酬邺王罗令公》其三，《甲乙集》卷七。

④《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⑤《坟·文化偏至论》；《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第417页。

⑥《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5-100页。

⑦《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⑧［唐］释道安：《法苑珠林》卷十二《六道篇》，四库全书本。

⑨《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

⑩《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7页。

(11)《鲁迅全集》第1卷卷首蔡序，上海复社1938年版。

(12)《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340609致台静农》。以上关于鲁迅金石学的材料，参看赵英《籍海探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6页。

(13)《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197-200页。

(1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九卷《妙法莲华经》卷第二，第一二页。

(15)《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第39-40页。

(16)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17)《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286页。

(18)许广平：《元旦忆感》，《许广平文集》第2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9)《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第421-422页。

(20)《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21)《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第23页。

(22)《集外集拾遗补编·开给许世瑛的书单》，《鲁迅全集》第8卷第441页。

(23)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页。

(2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50页。

(2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64页。

(2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7)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娱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又张协和：《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1956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

(28)《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29)《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0页。

(30)《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二卷，第3-4页。

(31)《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二卷，第300-301页。

(32)《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鲁迅全集》第9卷，第71页。

(33)《孔乙己·附记》，原载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4号，收入《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

(34)参看管敏义主编：《浙东学术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377页。

(35)《会稽郡故书杂集·序》，《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三卷，第235-236页。

(36)《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第39-40页。

(37)《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鲁迅全集》第9卷，第84-85页。

(38)《故事新编·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第383-384页。

(39)《庄子·天下》，《庄子集解》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9-290页。

(40)《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页。

(41)《书信·360210致黄苹荪》，《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6页。

(42)章学诚：《枝校雠通义》外编《与胡雄君论校胡稚咸集二篇》；《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书教》，内篇卷五《浙东学术》。

(43)《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第138-139页。

(44)《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第246-248页。

(45)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46)《书信·281230致陈濬》，《鲁迅全集》第11卷，第646页。

(47)《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相关引文均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501-517页。

(48)《虞预晋书·嵇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3卷，第224页。

(49)《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95页。

(50)《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579页。

(51)胡适：《〈词选〉自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4- 555页。

(52)《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22页。

(53)［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页。

(54)《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55)《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页。

(56)《朝花夕拾·无常》，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

(57)冯雪峰《鲁迅论及其他·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

(58)《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619页。

(59)《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1-612页。

来源：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