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文化方式的广为开拓

拥有如此丰富而独特、深刻而峻急的文化观的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与那蓝天圆月沙滩上的乡间少年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但他远不是那种一任纯真的少年，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复杂。鲁迅从进化论的角度剖析自己的精神结构，指认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他这样解剖自己：

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17)

行文运用了典籍文化和近代生物学知识，作了精神的反思和哲理的提炼。鲁迅对自己的解剖，也难免有他自己反省的那份峻急，但是这“中间物”本身就是一个充分复杂的关键词。鲁迅之所谓“中间物”，不仅指文化思潮演进上的蜕旧变新，而且指知识结构上的中西共铸，同时还包括人物形态上的古今相兼。这种蜕变、共铸和相兼，绝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充满着骚动不安，离合求进。我们说鲁迅是新文化的先驱，他对中国文化转型和文明推动的重要价值，当然首先要从这个方面加以深度的说明；但许广平又说，鲁迅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士大夫” (18) ，先驱者和士大夫就这样匪夷所思地进行异质合构。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是一个身着长衫，早已率先剪去发辫而留上一字浓髭，手执“金不换”毛笔（绍兴产的每枝五分的便宜笔）写着小说、杂文和旧体诗，经常逛逛琉璃厂和后来的内山书店，兴趣广泛地出版着创作、翻译、传统画谱笺谱和外国版画的长者、智者和文化主将。他的身上有一种大家兼奇才的气象，如果把他描绘成街头广场振臂高呼的黑旋风，就把鲁迅看扁了。鲁迅主张研究文学和作家，要“知人论世”，要读作家的全部作品，“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19) 。以鲁迅的思想和意愿来理解鲁迅，应该从多角度上看到他的全人，或者说，建立鲁迅研究的“全人观”。

在“全人观”照顾到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多维性的基础上，再来思考鲁迅所提供的学术文化方式，就可以避免把鲁迅看扁或看偏，可以减少一些曲解和误读。从“全人观”出发，有必要把鲁迅置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构成中予以认识。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总体构成呢？我曾经说过，中国学术文化乃是“二四之学”，即四库之学和四野之学，前者贯穿着王朝官方的价值系统，后者充溢着不拘一格的民间智慧，二者相对峙，相转化而相交融。敦煌文献之可贵，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四库全书价值系统的另样图书馆。到了现代，文化在中外交通中转型，“二四之学”增加了“四洋之学”，形成了中国学术文化“三四之学”的总体构成。鲁迅的独特存在，在于他扎根于四野之学，援引四洋之学，以破解四库之学的价值结构，在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创造中显现了他的学术文化方式的强大的生命力。此非简单的“断裂”二字所能尽纳。鲁迅的学术文化方式博大精深，治文学史的许多扎实、新颖、有效的学术方式，都可以从他的著述或片言只语中找到典范和萌芽，这里只谈较有感受的五端。

第一端：读书与治学。1925年2月，鲁迅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开列“青年必读书”的书目，却交出了一份无书目之书目的奇文，其时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众说纷纭。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究其缘由，他申述要当“活人”，“与人生接触”，落实“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 (20) 。这是博识精思者的“白卷”，而不是浅陋狂妄者的“白卷”，其表意策略有如宋元山水画之留空白。这空白并非空洞的无，而是以“无”蕴涵着无限，其意义需要从“周围之有”中进行超越性的获取。1925年前后的“周围之有”如何？且不说守旧的学究，就是提倡新史学和新文化的人物如梁启超、胡适都热心开列青年必读书目，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仅文史之部就有千种之多，还是最低限度。当一般的青年尚未学会从读古书中获得现代的活人气和创造力，尚不能“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 (21)的时候，就让他们背负起如此沉重的必读书目，这很可能就为他们的精神布置了一个“活埋庵”。面对这种“周围之有”的沉重气氛，出于对“活人”、“新的生体”的高度关切，鲁迅以极而言之的神来之笔著为白卷，意在挽狂澜于既倒。提交如此答案，也只有旧学根柢极深的鲁迅才有这份资格，这份胆量，换一浅学之徒当思人言可畏。

鲁迅果真反对青年读古书吗？那是因时因人因情境而异，并且一开书单，就要循循教诲读书的窍门，这有点孔子因材施教的意味，他说孔孟“似乎和我不相干”，也只是“似乎”而已，并未言及集体潜意识。可以跟那篇奇特的白卷相对照的，是五年后，即 1930年开给许世瑛的书单(22) ，此书单的手稿还在。许世瑛此时二十岁，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他是鲁迅谊同昆弟的同乡挚友许寿裳的长子，因而书单可以视为父执对子弟的垂教。书单开列的书十二种，按线装书分卷法也只有一千零八十一卷，可谓简明的人文书。首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以及《历代名人年谱》，可见对作家传记、文坛掌故和大事编年的重视。其次要读系统的全面的文本，不可满足于以“选本”来研究文学，这样才可能识破以往成见对意义的遮蔽，窥见深层的精神动向和作家的全部面目，因而开列了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这些总集是不同于御修的《全唐诗》、《全唐文》的私家编制，未收常见的《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孔子之文只从《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收入《为鲁哀公下救火令》，从碑拓本中收入《观吴季札之子葬题字》，总共收录二十七个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说：“嘉庆十三年，开全唐文馆，不才越在草茅，无能为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已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不才之责也。其秋始草创之。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罔弗综录，省并复叠，联类畸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分代编次为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肆力九年，草创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遗补缺，抽换之，整齐之，划一之，于事而竣。” (23) 其收录范围关注三教九流，远及边疆殊域，虽然杂有零碎和某些讹误，但价值标准与御制的总集有些很不一致的地方，保留了一些可以审视多重文化之景观，甚至可供沟通华夷和雅俗之界限的文化资源。

书单随之开列了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后者注明：“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可见其对目录学的高度重视，这是治学的基本门径，但要警惕其间的王朝价值系统的遮蔽。至于《少室山房笔丛》作为学术考证笔记，博览典籍，读书有得，多见民间风习和小说戏曲材料，治古代文学史者是不能忽视笔记的材料和智慧的。书单以下开列的书籍，都一一作了简要的评点：刘义庆《世说新语》可见“晋人清谈之状”，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可见“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葛洪《抱朴子外篇》“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王充《论衡》“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王晫《今世说》可见“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这些评点，把士风、制度、民俗都容纳在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之中了。或者说它敞开了一个视角：时尚和趣味的交迭作用，影响了学术和文章的表现形态。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虽然接受了西方的学科体制，但他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经验，在强调文本解读的同时突出“知人论世”而兼及文史杂学，可见他的文学观已近于“大文学观”。由此我们更能理解他遗愿中的“《中国文学史》分章是（一）从文字到文章，（二）思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和山林” (24) 。他是以丰富的文化文献资源来审视文学模式的嬗变和发展，从而逼出自己独具慧眼的新锐的领悟的。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就不是某种枯燥刻板的概念的演绎，而是一种智慧书。

第二端：文献学与文化学。治学应从文献学入手，扎实的文献学知识是一种硬功夫；但治学又须从文化需求开拓，从文献学知识中探寻到，或透视出文化学的深层意义，又是一种真本领。鲁迅属于学与识兼济，硬功夫与真本领兼长的学人。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序言的首句就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自来无史，意味着以往文献荒芜，线索未尝清理，非有过硬的文献功夫无以入乎其里；自来无史，又意味着以往没有形成学科体系和够格的深度的学理把握，非有出色的文化器识无以出乎其表。梁启超1923年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如此评价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 (25)对王国维在自来无史的戏曲领域的治学条贯、学术方式和取得的成就的称许，也可以移于鲁迅治小说史上。鲁迅早年即与小说有缘，祖父周介孚的“教育法却很特别”，“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 (26)甚至传言少年鲁迅避难舅家时，读到很多“无从见到”的小说，而且他“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 (27) 。少年时代非正规教育的旷野阅读趣味，为鲁迅日后立足于四野之学，汲纳四洋之学，从而消解四库之学的价值系统，奠定小说史的模样，埋下了最初的精神动因。

对于“自来无史”的中国小说研究，鲁迅首先是从文献学入手的，首先摸清家底，然后才谈得上把住脉搏。这项工作从 1909-1927年，大约下了十八年的功夫。 1909年归国后，赴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生物学教员，又返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兼教博物学，此期间就业余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中辑录出从周到隋的散佚小说36种，成《古小说钩沉》，于1912年发表《〈古小说钩沉〉序》。此时鲁迅已经历了留日期间流产了的新生文化运动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因而他不只是凭着少年时代自发的小说兴趣，而且具有留学时代获得世界知识视野，也就有意于把小说文献的清理，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学问来开垦。所谓“钩沉”，是说文献材料已经沉没难觅，需要从头钩取，正是出自同样的意念，他1911年在绍兴府中学堂时期，又业余抄录《穆天子传》，并辑录《搜神记》、《神异经》等七种书，成《小说备校》。这种文献辑录工作是非常艰辛，但是唯有它才是原始创新的可靠的基石。鲁迅从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同时从七十种左右的明清人著述和地方志中，辑述小说源流、评说等方面的材料，被评说的小说有四十一种，成《小说旧闻钞》。他这样诉说艰辛：“《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由于有了这番锐意穷搜的硬功夫，他才能打破传统文化雅俗观的成见，“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 (28) ，成就了为小说写史立名的真学问。而且由于有了这番硬功夫，他才能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结构体例、名目论定和独立见解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回答论敌关于这部史略剽窃日本盐谷温的著作时，堂堂正正地以此为据：“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 (29)

鲁迅对小说史料的清理是史、论并行，把小说文本的辑录辨伪和小说旧闻的采掇审订相结合，在文献处理上层面丰富而眼光独到。他绝不盲从某些书商雇人编集的丛书和总集，而是从这些堂而皇之的丛集中考察编集出版者的动机，发现其中的文化学的秘密。他严肃地指出，《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龙威秘书》、《唐人说荟》、《艺苑捃华》一类书包含着商贾牟利的动机，“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这就迫使严肃的小说史初创者，必须对第一手材料经手、经目、经心，在真伪考辨上另起炉灶。因而鲁迅历时十余年，辑录《唐宋传奇集》八卷四十五篇，参校异本，厘定异文，考证作者和故事渊源，做了大量的“扫荡烟埃，斥伪返本” (30)的工作，逐篇撰写《稗边小缀》。比如对于《补江总白猿传》，以明代长洲顾氏《文房小说》重刊宋本为底本，校以《太平广记》所录本，并引史籍艺文志和目录学专书为证，最后考其故事源流并作解题：

长孙无忌嘲欧阳询事，见刘《隋唐嘉话》（中）。其诗云：“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怜麟阁上，画此一猕猴！”盖询耸肩缩项，状类猕猴。而老玃窃人妇生子，本旧来传说。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已云：“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晋张华作《博物志》，说之甚详（见卷三《异兽》）。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其曰“补江总”者，谓总为欧阳纥之友，又尝留养询，具知其本末，而未为作传，因补之也。 (31)

这在故事溯源，故事层累，故事与历史交叉中考索了传奇小说的成因。经过对小说文献的深度稽考，鲁迅对文化源流了然于心，自可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发挥创造的自由，从文献学中透视深层的文化学意义：“传言梁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遂为白猿所掠，逮救归，已孕，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子询以江总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猕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 (32)此所谓“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是鲁迅有感而发，以今察古，透视自古及今某种创作动机上的诡计。它指的是民国初年的“黑幕小说”之风，包括林纾于1919年二三月间发表文言短篇小说《荆生》、《妖梦》，影射、丑诋、诅咒新文学运动者的作风。鲁迅1919年3月为准备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孔乙己》作《附记》说：“这是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33)古今的人情物理、文心艺性本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鲁迅这种以今察古、古今合观，讲究文献学与文化学相参证，为我们谈论文学研究的古今融贯，提供了独特的学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