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观的独特形态

鲁迅抱持“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化观，旨在疗治和革除他所直面的文化与人生的痼疾，推动中国文化由古典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转型。因此他为历史所规定的着眼点聚焦于揭示固有文化的弊端，论证现代文化取代固有文化的历史合理性，他只不过在这个基本方向上带上了难以比拟的深刻的感受性。历史赋予这代先驱者的任务是从传统文化的围城中突围，并在文化突围中引进外国的新异因素与传统对话，在突围的对话中重建现代中国的民族之魂。这种现代民族之魂的建构，是带有始建之时的抗争感、紧张感和忧患感的。在这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独特，他的文化观以眼光犀利、质地劲锐而内涵深邃著称。在20世纪前期，他与中国的命运相联系而为自己的文化观苦苦求索二三十年，并且赋予文化观以独特的感受形态，概括起来就是“双轨三事一内核”。

先论鲁迅文化观的双轨性，或复调性。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赋予双轨性以“洞达世界之大势”的“明哲之士”的话语形态：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②

这是鲁迅文化观的纲领性言说。中国自19世纪以来面临着两股文化潮流需要处理，一股是西学东渐，一股是旧学更新，二者互为表里，因果相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和命运。鲁迅当时处于留学生文化圈，或者留学生文化圈的日本学派，因而对世界之大势、世界之思潮，存在着有异于足未出国门者的特殊敏感和特殊兴趣。或者说他所以要留学，就是要了解世界思潮的新知，在这方面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了解的结果，是他对世界思潮采取“不后于”三个字的态度。“不后于”可以理解为与世界思潮接轨或同步，也可以理解为不为世界思潮之后而亦步亦趋。关键在于那个“取”字，强调具有主体性而非流于奴才性的择取。同时鲁迅又是从中国文化深处走出来的思想者和革新者，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谁也不能否认的缘分，虽然他对这种浸染极深的文化缘分往往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但是他还是操持“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的比较性的文化方法论，采取“外之”“内之”双管齐下的双轨性或复调性的文化策略。他对传统文化采取“弗失血脉”四个字的态度。既讲“弗失”，就必然要进行革新，才能谈得上失与不失。很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血脉”来比喻固有的，并且处在革新过程中的中国文化。所谓血脉，指称的是文化血统和文化脉络，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标志，这是语义学早已规定好的“血脉”一词的意义。比如《史记·乐书》说：“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所指乃礼乐文明的文化血脉。唐人罗隐诗云：“敢将衰弱附强宗，细算还缘血脉同。” ③这又是讲认同祖宗的人伦血统了。

论列双轨性文化观，不可忘记它的立足点，在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也就是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把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和中国化过程结合起来。对立足点的深度关注，也就形成鲁迅文化观的立足点之立足点，这就是作为鲁迅文化观之内核的“立人”学说，在“取今复古”的双轨性思维中建立具有文化合金形态、又具有文化超越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化“新宗”，从而深刻地探究人生意义，推进个性自觉，建立健全的以人为标志，而不是以家为标志的“人国”而非“家国”。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也是众说纷纭的命题：“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④以前的一些学者看到物质、灵明这类词语就神经过敏，迫不及待地把鲁迅这段话纳入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理论框架，将之隶属于哲学唯心主义，然后再为贤者辩解。实际上，鲁迅并不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的现实文化的观察者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思考者。他这里讲的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关系的问题，思考的是现代中国要在处理三者关系中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的问题。他明明观察到晚清的洋务派提倡“制造商估”、维新派提倡“立宪国会”，前者在张扬物质，后者在夸饰多数；他又明明观察到19世纪的西方“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年之业绩”，可能导致物质崇拜，物质万能的世俗心理，观察到套用西方的制度文明可能会导致市侩、无赖的投机，造成这般人等“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以致“民不堪命矣”的弊端。由此鲁迅发出这样的质疑：“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言乎？”他是针对物质崇拜而强调精神文明，针对制度弊端而强调个人的创造权利的。

有人以此指责鲁迅“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这是由于未能参悟鲁迅所说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那个“别”字之妙谛。所谓“别”，有区分、特异和另外等意义，如谭嗣同《仁学》所说：“破有国有家者之私，而纠合同志以别立天国。”这就是说，鲁迅所要别立的文化新宗，不是中国传统的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模式，而是在双轨文化的互质中创造出来的另一种现代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模式。至于所要别立的文化新宗有什么方案，谭嗣同的“天国”和鲁迅的“人国”蓝图如何，这都不应该要求是先验的，乌托邦式的，而应该是一个执著于现实的不断探索的长期实践过程。作为这个探索过程的第一步，是与他的“立人”学说相对应的解剖和改造国民性。1907年他讲到民族的生存和竞争的要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十五年后，他回想自己弃医从文的经历，告知“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⑤ 。又是“首在”，又是“第一要著”，在重要性的权衡和时代的次序上，可见鲁迅的精神指向。这番流产了的文艺运动，从现存的材料看，带有泛文化性质。

作为一个留学生面对当时的西方思想文化资源，他选择性地借用了两个流派，一者是他称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即19世纪末以尼采、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和唯我论这类“世纪末”思潮。旨在反对“近世文明之伪与偏”，“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揞击扫荡焉”。另者是他所称的“摩罗诗力”，即18、 19世纪以英国拜伦、雪莱，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为代表的浪漫派诗潮。其中采取一种开放性思维，“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着重阐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进而呼唤“致吾人于善美刚健”，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 ⑥ 。值得深思的是，“唯我”、“浪漫”一类词语在鲁迅行文中也曾出现过，而且日本汉字也用同类词语对应翻译西方术语，而鲁迅却偏要从《文心雕龙》中取来“神思”，从汉译佛典中取来“摩（魔）罗”，以标示西方这两个文学和文化流派。这就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对话，既以中国词语的特殊意义，强化了对西方流派“争天抗俗”之恶魔性的阐释力度，又以西方流派的异样作为，丰富了中国词语张扬个性的内涵。研究者理应重视，话语的择定对于学术的建构，具有关键功能。鲁迅文化观的这种双轨性和双向性的叙事策略，在在都指向他的文化观内核的“立人”学说。

追寻着鲁迅文化观的双轨一核心，我们与他谈论文化思想的“三事”即三个话头相遇。这三事就是：一，铁屋子；二，海马蒲萄铜镜；三，大宅子。首先是铁屋子，这个话头见于《呐喊·自序》，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到S会馆（绍兴会馆），为《新青年》向鲁迅约稿，鲁迅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尚保留着质疑的态度，反问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⑦

对铁屋子中大嚷的质疑，其实也是对自己从1907年前后提倡“第二维新之声”以来的文化精神历程的反思和质疑。质疑别人的同时质疑自己，这是鲁迅常见的精神方式。青年鲁迅在留日时期策划的文化新生运动的失败，使他感受到灵魂中如毒蛇缠身的寂寞和社会上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寂寞。这双料的寂寞使他在S会馆时期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在看佛典、抄古碑、辑故书中听凭“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去了”。挫折使人深沉，他自然对新起的文化运动的社会效应作出比别人更深一层的质疑，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质疑中增强它的深度和韧度。因此，当鲁迅的思想产生进一步的自我质疑性的思考，称述“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的时候，他承担着对自己和对别人，对现在和对将来的多重质疑的重量，对于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攻击，就采取“狂人式”的决绝的姿态了。中国现代文学以一个狂人的“荒唐之言”开端，在阴郁和激切中蕴含着它的非幸、非不幸的性格。